[转帖]关公文化大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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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公心态文化
　　关公心态文化，尤其是其中观念形态的内容，是关公文化中最深层次、最本质、最重要的内容，集中体现了关公的思想、道德和精神，它包括：忠、义、仁、智、信、礼、勇。
　　忠，是关公文化的首要内容。所谓忠，是指对皇帝的绝对忠诚，即忠君。对关公来说，就是对汉末皇帝汉献帝、蜀汉皇帝刘备的忠，对刘汉皇权的绝对服从。忠君，是封建社会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也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准则。这是由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就是国家的代表。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的忠君观念，在本质上是把君作为国家的代表，“忠君”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国家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忠君，是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经过统治阶级的大力宣扬，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心中。造反、弑君等任何有损皇权的行为都被看做是十恶不赦的罪过。只有绝对效忠皇帝，才是封建社会的道德楷模。关公正是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关羽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是关公忠的内容，也是其终生的行动纲领。为实现这一目标，关公一生忠心耿耿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无论顺境逆境，从未动摇过对刘备和汉王朝的忠诚。最能体现关公忠诚的是降汉不降曹，最终又辞曹归刘一事。当下邳失陷，关公被困上山，张辽以“三罪说”劝降时，关羽则以“三约”作为投降条件。“三罪”、“三约”都围绕一个“忠”字。“三罪”是说不降而死是不忠，“三约”则说只有“忠刘”才能投降，投降是为了“忠刘”而非求生。这样，看似“背刘”的投降就成了“忠刘”的不得已之举。投降之后的种种表现也充分体现了关公“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刘”精神。辞曹归刘则更是“忠刘”之壮举。面对曹操百般拉拢利诱，关羽“忠刘”之心坚如铁石。曹让张辽去探问：“玄德待兄，未必过于丞相，兄何故只怀去志?”关公回答道：“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这斩钉截铁的回答，充分表现了关公“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决心。当关公得知刘备下落后，毅然挂印封金，不避千难万险，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去了。对于这种去安及危，效忠刘汉王朝的忠义行为，后人有诗赞曰：“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劲气常摩星斗，精忠直薄云天。”关羽与刘备，除了君臣关系之外，还有兄弟与朋友的关系。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关公的忠，除了忠君之外，还有忠友的含义。此议不无道理。但即便如此，忠友对于忠君来说，也只是从属的意义，因忠君是高于一切的，而且刘备这个“兄友”本身就是“大汉皇叔”，而非一般的兄弟朋友。所以，忠友的本质还是忠君。而且，忠，一般是就君臣上下等级关系来说的。义，才是处理横向人际关系的范畴，朋友之间的关系一般用义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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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关公文化最重要的内容。在关公精神的诸因素中，义的含义最丰富，涵盖面也最广。关公文化中的义，有两方面含义，第一方面的含义是正义、义气、侠义，这种含义比较接近义的本来意义，是义的一般意义。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义的原义是指合乎一定的道或理，符合某种标准。符合某种标准的行为就称为义，可以引申为正义。它是处理一切人际关系时的道德观念和标准的总概括。这种义又具有先秦时期的侠义精神，关公与刘备、张飞结盟之纽带就是一个“义”字。义伴随了刘、关、张的一生，以结义始，以死义结。这个“义”就是“同心协力，救国扶危”的誓言所表达的堂堂正义。桃园结义，三人共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这就是彪炳千古的兄弟义气。为实践这种义气，在关羽被害后，刘备宁舍弃江山社稷，也要为关羽报仇。最终，刘备、张飞双双为报仇而死。这就是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义气。关羽的侠义最明显地体现在两件事上：其一，是在家乡杀豪霸，为民除害。据《关帝全书.圣迹图志.出告庭闱》载：“圣帝二十岁，告父母曰，儿已有后，足奉祖祢，今汉室将尽，宵小盈庭，谁为扶红日照人心者?遂诣郡陈时事。”又据《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全集.全图考.悯冤除豪》释文曰：“圣帝至旅舍，闻邻人哭甚哀，叩之乃韩守义也。遭郡豪吕熊荼毒。吕党连七姓，黠猾事，蔑职纪。圣帝眦裂发竖，命守义至七所，悉斩杀之。”此事即为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记“亡命奔涿郡”的原因。按一般情况，杀人是犯律的，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而把它看成是正义行为，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社会下层民众所推崇的行侠仗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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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其二，是许田围猎时欲杀曹操。这件事《三国演义》有详细描写，《三国志.关羽传》正文未记载，但在注释中记述了这件事：“《蜀记》曰：初，刘备在许，与曹公共猎。猎中，众散，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摇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关帝全书.圣迹图志.许田愤奸》也记述了这件事，在围猎中，关羽见曹欺君，“帝不禁大怒，提刀拍马，欲出斩曹”。刘备因“恐投鼠忌器”而予以制止。从如上记述，可知确有其事。在曹操有十万军士护卫的情况下，关公出于忠君的义愤，意欲除奸，足见其不顾风险，舍身取义的豪侠义气，“大义参天”的精神。关公的义气，最令人折服、被人称道的还在于：它不仅对兄弟、对朋友讲义，而且对敌人也讲义。这体现在华容释曹一事上。当初关公在曹营被厚待，挂印封金离曹营时关公曾留书曹操曰：“新恩虽厚，旧义难忘。……其有余恩未报，愿以俟之异日。”在曹操赤壁之战大败路过华容道时，关云长甘冒杀头之危险(已立军令状)，放过曹操。对这种纵敌行为，人们不仅不予谴责。反而歌颂道：“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原因就在于此举突出了关公知恩必报，一诺千金，义重如山的品格。关羽被俘在曹营的一言一行，都体现了对刘备的义的精神，赢得了曹操的高度评价。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中，曹操就曾三赞关公的义气。第一次是当关公提出要曹操退兵，让他回城向二位嫂嫂报告投降一事时，谋士荀彧怕有诈，操曰：“云长义士，必不失信。”第二次是当曹操赠袍与关公，关公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以表示“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操叹曰：“真义士也!”第三次是当张辽说，关公“终不可留”时，曹操又一次叹曰：“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还有人写诗叹曰：“威倾三国著英豪，一宅分居义气高。奸相枉将虚礼待，岂知关羽不降曹。”关公一生对刘备做到了“义不负心”，在麦城之败后，终于“舍生取义”。关公的正义、义气、侠义，是关公文化中义的基本内容。关公文化中义的第二方面内容，即忠义、仁义、信义、礼义等，是引申的义，特殊的义。桃园结义的誓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就是忠义的内容。辞曹归刘是关公忠义最集中的表现。这里的义即兄弟之义、朋友之义，是从属于忠--忠君、忠于刘备的，是与忠相统一，以忠君为前提的。这才是统治阶级所提倡的义。而一般的正义、义气、侠义，如杀豪强、杀官扶贫的义，反映了社会下层群众的利益，是他们所推崇的义，这种义对统治阶级来说，是“以武犯禁”，只会鼓励民众不安分守己，造成社会动乱，因此是受到坚决反对的。所以，关公的义，具有两面性，作为一般的义气、正义、侠义，它为社会下层群众所拥护；作为忠义，代表了封建统治者的利益。这也同时说明了关公的义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既有被社会上层拥护的方面，又有代表社会下层群众利益的一面。不同的社会阶层，在关公的义上求得了共同点，这就是关公之所以世代被官民共崇，形成超阶级的“全民文化”的内在根源。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帝王，无不极力推崇关公；封谥不断，虔诚祭拜，归根到底，就是看中了关公的忠义。清代顺治皇帝特意在关公的封号中加上“忠义”二字，乾隆皇帝惟恐对“忠义”强调不够，专门颁旨改谥，规定谥号必须加“忠义”。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关公塑造为一个理想的忠君典范，让人们顶礼膜拜，永远忠于封建王朝。相反，世世代代的社会下层群众虔诚地敬仰关公，是把关公看成行侠仗义、打官救贫、扶危解困的英雄豪杰。梁山好汉等造反义军、各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帮会组织和社会团体，乃至一些黑社会组织，都把关公的义气、侠义作为维系内部关系的精神纽带和支柱，以此来凝聚力量，开展活动。因此，关公的义深得人心，在基层群众中有着深厚基础。忠义作为封建社会有主导意义的价值观念，曾吸引无数的卫道士去追求“忠义双全”的境界，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失败了，如岳飞就是一例。惟有关公实现了忠与义的完美结合。你看他，辞曹归刘，忠得多么彻底；华容释曹，又义得多么潇洒!真是“彻底一忠”，“义贯千古”!为人们树起了一面忠义的旗帜。正义、义气、侠义、信义、仁义、礼义，等等，作为重要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已被广大的群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所认可、推崇和继承，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关公被称为“义神”、“义绝”，其义囊括了义的全部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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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仁，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仁，即爱人。《论语.颜渊》中写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有仁爱、仁慈、仁厚、仁道、仁义等含义。其基本含义是指爱心、爱人之心。关公不仅勇武绝伦，而且宽厚仁慈。 正如曹操的谋臣程昱所言：“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人有患难，必须救之，仁义播于天下。”正是这番话，促使曹操在华容道以旧情打动了关公，从而脱险。华容释曹最突出地表现了关公的仁义之心。《三国志.吴主传》记载，曹操在赤壁大战中，大败于蜀吴联军，战船被烧，“士卒饥疫，死者大半。备、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仓皇逃窜至华容道时，“遇泥泞，道不通，天又大风，悉使羸兵负草填之，骑乃得过。羸兵为人马所蹈藉，陷泥中，死伤者甚众”。真是狼狈不堪。曹操动之以情，关公已产生恻隐之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便放走了曹操。“云长回身时……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于是“长叹一声，并皆放去”。关公这种仁具有超乎常人的意义，因这已不是对主、对兄、对友的仁，而是在以刀枪相见、你死我活的战场上；对敌的仁!而要做到这种仁，则需付出巨大的代价--冒杀头之危险；这是关公心里很清楚的事。这种为了拯救他人，而且是敌人，而宁愿牺牲自己的舍己为人之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看来，无疑是一种十分高尚的“杀身成仁”的“忘我”境界。因此，华容释曹一事被人们看做是表现关公大仁大义的壮举，千百年来受到称颂。尽管这在我们看来是一种不分敌我的行为，是愚蠢的“宋襄之仁”。关公对敌人都能做到仁，对友、对下级、对一般人的仁，当然不在话下了。《三国演义》等文学作品记述和描绘了关公平生无数的仁义之举，如他善待卒伍，接近普通人，义释貂蝉，在曹营因“二嫂思兄痛哭，不由某心不悲”而落泪，等等。也正是由于关公平常对自己人的仁，才有在对敌对己都生命攸关之时对敌之仁。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关公不仅生前是位仁爱之人，而且死后更成为仁爱之神。你看，关帝爷抗敌护国，救灾保民，扶贫济困，惩恶扬善，祛病疗疾，辟瘟禳灾，还可以科场促考，佑人发财，甚至还有给人“送子”的神通，真是一位做尽了善事的菩萨!总之，在人们的眼中，关老爷是什么好事都办的仁义之神。当然，这不过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期盼。但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仁是关公文化中具有丰富内涵的一部分。“仁”是中国伦理学说中最重要的范畴，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道德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共德和恒德。“仁”不仅是各个历史时期，各种道德中最基本的也是最高的德目，而且也是世俗道德生活中最普遍的道德标准。在中国文化看来，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仁”与“人”、“道”是同一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无恻隐之心，非人也。”“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发端于人类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恻隐之心”，即同情心，基于人们家族生活中的亲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的核心是爱人，“仁者爱人”。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又把仁、义、礼、智作为人之“四端”，而仁为“四端”之首。由此可见，仁是儒家精神的精髓，是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和行为的最高准则。关公熟读《春秋》，深谙儒家精义，并身体力行，实践了仁的精神。另一方面，关公之仁，也是儒家文化塑造之功。关公被儒家称为“圣人”，与孔子齐名，在儒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经过世世代代的宣扬，关公就演变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仁义典范。反过来，关公这一仁义典型，又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文化增添了富有特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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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智，即智慧、智谋、智能，引申为有知识、有文化、有计谋。关羽是一员武将，但并非一介武夫，而具有一般武将所没有的长处--文，是一位具有儒雅风范的名将。关公的智、文，表现在其平生的活动与人们对其崇拜行为中。水淹七军等征战事迹就是关公智勇双全形象的写照。关公一生喜读《春秋》，最为人们所称道。清代人张鹏翮赞关公“春秋之旨，独得其宗”。此外，相传关公还有少量著述，如书信(致曹操、陆逊等人)、书法(“四好”)、绘画(风、雨竹)与诗(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以及《忠义经十八章》、《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所谓关公的著述书画，有些可能是关羽的，如书信一类。有些很可能是附会，即后人或好事者附加于关公的。但这确实反映了一种意愿，即希望关公具有能文能武的理想的“完人”、“圣贤”人格。特别是关于“读好书，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的“四好”格言，更体现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公曾谆谆告诫儿子关平：“凡将者，不识文，愚者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关公的爱智、重智。关于“夫子”的称谓，也充分反映了人们对关公文、智的赞颂和崇敬。“夫子”是旧时对学者的称呼，也是对一般文人的称谓。称关公为“夫子”，既体现了人们对关羽文、智的肯定和赞扬，更反映了人们对关公的某种期盼，反映了人们力求塑造关公完美形象的追求，反映了人们对理想的完美人格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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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清代文人毛宗岗在讨论《三国演义》时，曾把诸葛亮称为“智绝”。而关公却是一员武将，武勇是其本质的主要方面，没有像诸葛亮那样的智。但人们岂能容许自己心目中的神圣有缺陷?于是就有了关公的种种“文”的表现，这样，关公就不仅武勇“绝伦”，而且“智慧”超人。人们追求完美的本性最终把关公塑造成为理想的神圣。
　　信，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信，是指守信用，重然诺。这是关公的重要品质。关公与刘备一日结义，终身恪守，无论环境如何艰险，诱惑多么强大，从未动摇。对关公在曹营虽受厚恩，然“常怀去心”，曹操感到不理解，派张辽去探问。关公明确回答，他曾与刘备“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对于曹操的恩义，则“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一诺千金，说到做到。在解白马之围后，毅然决然离曹而去，五关六将也难以阻挡。在辞曹书信中，关公曾许下诺言：“尚有余恩未报，俟他日以死答之。”《关帝圣迹图志.圣帝文辞》载：“帝归先主谢曹书”云：“他日幸以旗鼓相当，退君三舍，意亦如重耳之报秦穆者乎。”又云：“窃以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内。日在天上，普照万方；心在人内，以表丹诚。丹诚者，信义也。羽昔投诚之日，有言曰，主亡则死，主存则归。新受明公之宠顾，久蒙刘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刘公旧义。恩有所报，义无所断。今主臣得会，觅迹求功，斩颜良于白马，诛文丑于南坡。丞相之恩，满有所报。其留所赐之物，尽在府库封缄。”关公这些关于信义的表白及郑重许诺，字字真诚，掷地有声。后来，在赤壁之战中，关公果然宁愿违了军令状被杀头，也要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在三国人物中，关公可以说是“信义卓著”的名将，作为关公敌对势力的曹操，对其信义也深信不疑。前述关公降曹时要曹退兵，别人怕其中有诈，曹操却坚信关公“必不失信”。如果说关公的义到了超越敌我的程度，那么关公的信同样超越了敌我。纵观关羽的生平活动。信是其思想行为的重要准则，关公已成为信义的化身。关公的信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对儒家文化来说，信是一个重要范畴，它既是政治上的治国原则，又是伦理上的行为准则。孔子说：“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并把“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作为为政的三大要领。三者之中，“信”又是最根本的，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信为本，取信于民，是重要的治国安邦之道。孔子把信作为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的基本要求是言行相符，“言必信，行必果”。“信”不仅可以熏陶人诚实的品质，也是取得他人信任的前提。“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朋友有信”历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基本准则。孔子甚至把“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作为自己的平生志向。汉朝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传统道德更是把信和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之一。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准则，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美德。经过千百年来的传播和发扬，诚实有信，言而有信，已深深地积淀在人们心底，成为普遍的社会文化心理。信的精神，是关公文化中闪光的思想，受到世人的普遍赞誉和推崇，有着永恒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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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是关公文化的又一内容。所谓礼，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人伦关系的礼仪、礼节，属于社会文明礼貌、伦理道德范畴。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义之邦，知礼、好礼，注重礼义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道德准则，是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及其人格的标准。《诗经》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孔子更强调“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国文化认为，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礼记.冠义》云：“凡人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中国伦理文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礼仪文化”，礼节、礼让、礼貌，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其二，是作为社会制度的礼，即礼制。如孔子所讲的“克己复礼”之礼，属于社会政治范畴。这种礼是治国安邦之本。《左传.隐公十五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关公所遵循的礼，首先是忠君之礼，这表现在他对刘皇叔忠贞不渝地拥护。其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范畴的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关公的尚礼精神，突出地体现丁对刘备及其二位皇嫂的尊重上。《三国志》记载关羽跟随刘备“稠人广坐，侍立终日”，俨然是刘备一个忠实护卫。对甘、糜二夫人毕恭毕敬，礼数十分周到。当土山被困，关公打算“三约”归曹，尚不敢擅自决定，而要向两位嫂嫂请示，“我不曾得嫂嫂主意，未敢擅便”。待嫂嫂首肯后，才做最后决定。在这里，关公显然是把嫂嫂当做主人刘备来看待，严格按照“君为臣纲”、“长幼有序”的礼数来办事的。在归降的路上，关公请二嫂上车，亲自护车而行。安歇馆驿，操欲乱其君臣之礼，使关公与二嫂共处一室。关公乃“秉烛立于户外，自夜达旦”。在曹营，关公“却又三日一次于内门外躬身施礼，动问‘二嫂安否’。二夫人回问皇叔之事毕，曰‘叔叔自便’，关公方才退回”。当得知二夫人哭倒于地时，“关公乃整衣跪于内门外”，询问事因。在千里寻兄途中于一村庄遇胡华，在其家，二夫人至草堂上，“关公叉手立于二夫人之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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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老人请他坐，他却说：“尊嫂在上，安敢就坐!”真乃诚惶诚恐，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整个保护二位夫人期间，关公始终把二位夫人的安危作为最重要的事，严守君臣礼义和“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原则，对二位夫人礼敬有加，堪称遵守儒家礼义的典范。《关帝全书.圣迹图志.禀命收仓》的释文说，关公在往汝南寻刘备的路上，遇周仓，周仓要跟随关公，关公不自作主张，而是禀二位嫂嫂，由于甘夫人不同意收留，关公便“辞仓”。但周仓态度既诚恳又坚决，一定要追随关公。“帝察其诚，复禀二嫂，命收之。”在这件事上，关公完全是按照“君君、臣臣”的封建礼义办事，丝毫不以两位夫人的保护者自居，而是一再请示，严格听命于二位夫人，真是做到了俯首听命，惟命是从，是一位遵守封建礼义的典范。关公之礼亦有“彻底”、“一贯”的特点。不仅对主人、兄嫂施之以礼，对敌也以礼相待。当得知刘备在袁绍处，陈震让他马上就走时，关公却要待“辞却曹操”然后再走。说：“吾来时明白，去时不可不明白。”这表明他做事光明磊落、“君子坦荡荡”的情怀礼义。当陈震问，如果曹操不让走怎么办?关公回答说：“吾宁死。”表明了关公崇礼已到了不顾死的境界。《三国演义》的精彩描绘，使关公崇礼形象高大而丰满，散发出儒家礼义精神的光芒。当然，关公对刘备及其夫人的礼义，不仅是对兄长、朋友的礼，更是对皇权无上权威的尊重和崇敬，是对君主、主人的礼义。关公作为礼义典范，其尚礼精神是儒家文化、关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勇，是关公文化中别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也是关公精神的显著特点。勇即勇敢、勇武、无所畏惧、一往无前的精神。关公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敬仰和传颂，勇武神威是一个基本原因。勇是关公文化最表层，也是最明显直观的内容，最容易被人认识和接受。对关公勇武的认识，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和细心的研究。无论是满腹经伦的文人，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看到关公手提青龙刀，跨下赤兔马的雄姿，就可感到其有万夫不挡之勇。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极力宣扬，特别是《三国演义》这一“天下第一才子书”的精心描绘，关公作为“武圣人”、“古今名将第一奇人”勇冠三军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温酒斩华雄”，关公初露锋芒就不同凡响，令各路诸侯震惊。斩颜良、诛文丑，解白马之围，充分显示了关公的神威。在颜良连杀曹操二将，耀武扬威之时，曹操请关公出马。面对颜良严整有序的阵势，曹操说：“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公却说：“以吾观之，如土鸡瓦犬耳!”颜良则“如插标卖首耳！”然后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风目圆睁，蚕眉直竖”直冲河北军阵，只“手起一刀”便将颜良“刺于马下”，又下马割了首级“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如入无人之境”。作者借曹操之口赞曰：“将军真神人也!”非神人何能如此勇武绝伦呢!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以及刮骨疗毒等事迹，淋漓尽致地刻画丁关公的神威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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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描写并非纯粹的虚构，而是有一定的史实为基础的。《三国志.蜀书.关张马黄赵传》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人才可比谁类?”诸葛亮在给关羽的回信中赞誉道：“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三国志.蜀书，张飞传》曰：“飞雄壮威猛，亚于关羽，魏谋臣程昱等咸称羽、飞万人之敌也。”《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吕蒙对鲁肃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记，周瑜上疏孙权说：“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上述史籍所载，说明关公确实是一位勇武超群的名将。需要指出的是，勇，如果不受德智统辖，便是莽夫之勇。关公的勇武并非武夫之勇，而是一种在忠义之德统帅下的智勇，是一种有胆有识的智者之勇。《关帝全书.圣迹图.单刀赴肃》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该图的释文曰，东吴的鲁肃、吕蒙欲索还荆州，定计邀请关公相会，“帝谓其将佐曰，吾不去，即去而以兵，是示怯也。乃驾舟以往。肃言荆州事，帝曰，乌林之役，吾主亲在行间，戮力破敌，岂得徒劳无一抔土，而足下欲收地邪?肃辩之，帝曰，此非吾所能与也。吴人方欲以兵劫帝，周将军仓大目曰，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荆州岂必为吴有耶?帝变色夺刀，目仓曰，此国家事，汝何敢多言!遂携肃手，至江边，登舟别肃曰，吾醉也，幸更会”。“单刀赴肃”这一争夺荆州的斗争，真是斗智又斗勇，充分体现了关公亦文亦武、智勇双全的品格特点，这正是其胜出一般武将的地方。关公非同寻常的勇武，受到人们世世代代的称颂。许昌灞陵桥关庙有联：“匹马斩颜良，河北英雄丧胆；单刀会鲁肃，江南文武寒心。”贵州镇宁县有联曰，“声威何其震，功勋何其赫，忠义何其重，真武圣人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诚大丈夫哉!”杭州关庙的楹联则赞曰：“义勇冠三分，想西湖玉篆得摹，终古封侯尊汉寿；威灵跻吴相，看东浙银涛疾卷，迄今庙貌并吴山。”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古就有“勇”的德目。孔子把“知、仁、勇”称为三达德，仁是核心，知即知仁，勇以行仁，三者形成知、情、意一体的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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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孟子把勇分为三种：血气之勇，即凭力气的勇；意气之勇，即凭意志的勇；“大勇”，即恪守道德信念的勇。“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之勇就是“大勇”。关公之勇就是这种包含坚定道德信念的最高层次的“大勇”。力、勇、智又是古代英雄品格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必具素质。崇尚力、勇、智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崇拜关公的勇武，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底蕴。在这种崇拜中，充分寄托着正战胜邪、善战胜恶的道德理想。人民渴望关公这样充溢着力、勇、智的英雄，正反映着历史的要求，因为喘息在残酷封建统治下的民众，想起而反抗、斗争，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力、勇、智。同时，处于人民对立面的封建统治者，也需要武力来维持其对人民群众的统治。这样，民众与统治者，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和立场出发，都对关公的勇武予以崇尚，从而使社会对关公勇武的崇拜长盛不衰，使勇成为关公文化中富有魅力的内容。

　　二 关公文化的核心
　　在关公文化的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中，精神文化更为重要；在关公精神文化中，心态文化比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更内在、更重要。
　　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内容，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忠与义结合，是忠义；义与仁相联，是仁义；智与勇相结，是智勇；信与义相系，是信义；礼与义相合，是礼义；仁与勇相融，是仁勇。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说明仁与勇是紧密联系的。但这并非说，关公文化的诸观念形态内容是无区别的同等重要。就重要性而言，勇是较为重要的一个层次，而忠、义则是更为重要的层次，是关公文化整体内容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