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三国演义》与经营谋略（再发，请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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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伐交篇
1. 只因诸葛扁舟去 致使曹兵一旦休——伐交在竞争中的六大作用
若是把一支军队、一个企业比作一个人，那么，决策用谋便是人的脑，左手便是“交”，右手便是“兵”。一旦这支军队、这个企业要行动，决策既定，“交”与 “兵”将相辅相成。可“以交为谋”，可“以交合众”，可“以交为间”，可“以交攻心”，可“以交造势”，可 “以交反间”，从而起到保证、借力、沟通、催化、缓冲和分化等作用。
(一)以交为谋，樽俎折冲 ——保证作用
社交是一个大概念，凡人与人的接触、交际，统称社交。“伐交”专指以交际为手段，实现自身的目的。走亲串戚是社交，但它的实际意义不大，于事业虽也有一定作用，诸如联络感情、维持生计等，但不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所探讨的外交首先是为着实现战略目标而开展的战略性外交，其次是围绕目标实现自觉采取的战术外交行动。战略性外交属高层次管理活动，它的成败，关乎前途，牵动全局，涉及根本。战略外交不仅外延广大，内涵丰富，而且有相当的机密性。实施意图和谋略通常局限于主谋与实施者。
《三国演义》中，规模最大的战争是曹操同孙、刘赤壁之战，最具战略性和戏剧性的伐交是这次大战前夕孔明出使江东，舌战群儒、巧说孙权、气激周瑜达成孙、刘联盟，同起兵马，合力抗曹。可以这样认为，刘备之所以能保存实力，孙、刘两家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赤壁之战不但是孙、刘两家军事斗争的胜利，也是外交上的辉煌成功。
在这场战争中，刘备、孔明的“伐交”是其“伐谋”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服务于孔明提出的战略设想：“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乘势以取江南”；孙权、周瑜、鲁肃的“伐交”，也达到了“说刘备使抚刘表众将，同心一意，共破曹操”的目的。这类战略性的、谈判双方各得其所的外交，即是高层次的成功外交，只有象孔明这样的谈判大师，鲁肃这样深谋远虑者，孙权这等聪明、雄略之主，才有可能在如麻的头绪中理出经纬，结成网纲，留下千古佳话。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是综合治理。在一般情况下，社交只是经营管理的一部分。可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社交的成败也可能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这时，高层次管理者的主要任务、主要精力自然会集中到“伐交”上。

(二)以交合众，敌不敢谋 ——借力作用
物质运动各有各的规律，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一运动都同其他运动相关。管理是一种影响，一种懂得别人的影响同时设法影响别人的活动。善于接受别人影响和影响别人的人，称为善交际者。善交际者，他的视野、能力，他的事业、作用将从有限向无限趋进、延伸。道理很简单，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交际中可以借助他人的力，可以转换他人的力，这种借助，这类转换，促成有限与无限的对立统一。所以有人又说，管理之道在于借力。这里所说的借力，对一般管理者而言，是借被管理者之力，借上下组织之力，借通讯指挥手段之力，借规章制度之力；而对高层次的管理者而言，还得借助企业外部之力。“伐交”是借助外力的主要手段，是引进外力通向目标彼岸的桥。
据《三国演义》第58回所记，赤壁战后，曹操担心刘备羽翼丰满，尔后难制。为扼杀刘备于取西川之前，以图天下。他采纳治书侍御史陈群的意见，欲起兵30万，先攻江东，径取江南，再平荆州。孙权得到消息，急教鲁肃发书到荆州，邀刘备同力拒操。孔明看完信说：“也不稍动江南之兵，也不消动荆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觑东南。”果然，此后曹军始终未至。
孔明使用什么法宝镇住曹操，从而消解东吴之忧呢?这个法宝叫“以交代兵，借力御敌”。他让刘备发书 一封，止住了即将南下的30万曹军。
事情是这样的：曹操刚杀了征南将军马腾，而马腾之子马超尚领着西凉之兵。马超同曹操有杀父之仇，切齿之恨。“而曹操平生所虑者，乃西凉之兵也”(第58回)。孔明了解到这对矛盾，就此机会，让刘备给马超写信，唆使马超兴兵入关为父报仇。马超起兵，一举夺下长安；曹操见长安失去，哪还顾得上南征！

(三)以交为间，知彼知己 ——沟通作用
信息和信息的即时反馈使企业保持知觉。资金是企业之血，信息流的通道是企业的神经。人类社会的活动，无时不伴着信息。信息断绝，意味着自觉活动终止；信息不准，行为偏轨；企业的兴衰，个人事业的成败，原因甚多，而不善于捕捉信息或者是以错误信息指导行动，常使决策者、当事人遗憾、悔恨。由于科学的长足发展，无论哪个国家，也无论军事部门，经济机构，每天都在使用科学的最新成果，作为获取、筛选、运用信息的手段。然而，外交作为各国、各部门、各行业获取信息的途径和一个手段，绝不会因科学的发展而淘汰。如果有变化，仅只是手段的更加现代化。所谓“以交为间”就是派专人以使者身份，以交际为方法，通过以下一些合法或非法手段获取情报，以达知彼知己。
合法使者，深度观察
诸葛亮出使江东，直接同江东文臣武将、决策人物、智囊班子频频接触，察言观色，耳闻目睹，唇枪舌剑，火力侦察，对江东谁个主和，谁个主战，谁为人杰，谁是迂腐逐一了解。同孙权见面，意义尤为深远。《三国演义》第43回是这样记述的：“孔明致玄德之意毕，偷眼看孙权：碧眼紫髯，堂堂一表。孔明暗思：‘此人相貌非常，只可激，不可说。等他问时，用言语激之便了。’”孔明的这么一瞥，以及这次到江东的整个接触，不仅对赤壁一战关系重大，而且对于战后孙刘联盟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深远意义。
在当今的经济竞争中，企业通过外交使者，出访人员，旅游伴侣，专家学者在实现他们各自目的的同时，搞点“副业”，捎带些不那么引人注目、不会惹麻烦的信息，这类事在世界上已司空见惯。
真真假假，巧取豪夺
《三国演义》第45回中的蒋干，“以一童相随，二仆驾舟”，过江为使。原意是借“与周郎同窗之契，凭三寸不烂之舌，往江东说周瑜降曹”，却因周瑜智高一等，谋胜一筹，蒋干偷鸡不着，倒先蚀了一把米：抓了假情报，断送了两个水军都督。但从“以交为间”这一“路子” 看，蒋干以同窗之便，访友作间，实则是“以交为间” 之一类。
在近代企业史中，有一位数不清自己有多少财富的富翁，他就是靠广交际获得信息，断然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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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兵临城下，以交攻心 ——催化作用
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攻心和心战是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收益；以暂时的局部的牺牲，换取长远的全局的胜利。《孙子兵法·谋攻篇》明确指出，“兵不钝而利可全”、“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攻心”、“心战”的最高目标。“攻心”是“伐谋”胜敌的一种谋略，其方法、手段因时而异，因敌而变。“伐交”是诸种攻心手段和方法中投入最小、所获极大的常用手段之一。
以交攻心，对于需求欲极旺的对手，可起强刺激、速催化的作用。这里所说的需求欲极旺者，是指外交场上的初生犊、胃口极大的谈判对手或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失败者。对这几类对手，可分别采取“太公钓鱼攻心术”和“围三阙一心战法”。
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商场上以此为攻心术，其法是投人所好，顺毛拨弄，让对手在舒舒服服的感受中放松警惕，拜到脚下。
围三阙一心战法
形势所迫，对方进退无路，如果再加压，军事上的对手会拼命，商业谈判会告吹。此时，最妙方法是以攻心，画龙点睛，网开一面，使其就范。
《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史称武圣。这位武圣人，也曾向曹操倒旗投降过。张辽说关羽降操的过程，是以攻心战术，加速关羽军放下武装，减少曹军伤亡而全胜的“交”胜过程。关羽虽然被困，但准备以死相拼。这给张辽的“伐交”增添了不少困难。张辽是位武将，同时也是一位谈判大师，面对如此尖锐矛盾，他不是拂袖而起，回马率军与关公战，而是兜一个小圈，幽默地告诉关羽：“你不但冲不出去，而且死了要让天下人笑话。硬拼死去，有三条罪状：当初刘备与你结义，誓同生死；现在刘备刚遇挫折，你就战死，假如刘备东山再起，希望求得你的扶助都不能得到，你不是有负当年结义的盟言?这是罪状一；刘备把家眷托付给你，你现在战死，刘备两个妻子无依无靠，你有负刘备之托付，这是罪状二；你武艺超群，兼通经史，不是思量与刘备匡扶汉室，只是想赴汤蹈火，以成匹夫之勇，怎么称得上忠义呢? 这是第三条罪状。”张辽这一席话，说得关公心烦意乱，不知所措，只好请教于他：“你说我有三条罪状，那我该怎么办呢?”张辽抓住时机，网开一面，开导关公：“现在四面都是曹操的军队，你如果不投降，非死不可；白丢掉一条命没什么好处，不如暂时投降曹操；再设法打听刘备情况，一旦知道他在哪里，立即投奔，一则可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二则不背桃园之约，三则可留有用之身，有此三便，你可三思而行。”关羽通过张辽向曹操提出如满足三个条件，可以投降。曹操答应了他的三条要求。关羽也就降了曹操。
张辽之所以能说降关羽，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兵临城下”，关羽固守一个小土包，曹兵如铁桶般围在外面，兵力悬殊，关羽硬拼，欲生不能；二是抓住了关羽的好名思想，采取以迂为直的外交手法，步步为营，句句攻心，晓之以理，指出欲死有罪；三是网开一面，答应三个条件，给了关羽一线希望，加快了关羽的心理武装的解除。曹操求才之欲得到了暂时满足，曹军阵营增添了一员虎将。
(五)时不我待，以交造势 ——缓冲作用
有人说：“时间的无情脚步，是不会因为我们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而稍停片刻的。”事实也不尽然，有效的外交活动能使人赢得时间。
对“以交造势”争取主动的谋略，孙权称得上驾轻就熟。东吴杀了关羽，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亲率70万大军东下伐吴。面对如此险恶的形势，孙权以交为谋，先后两次作外交上的努力。罗贯中是这样描写孙权的外交活动的：先是向刘备“上表求和”承认有过，“悔之不及”’ “愿送归夫人，缚还降将，并将荆州仍旧交还，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但这次外交没达到预期效果，刘备仍怒不可止，宣称：东吴杀羽之仇：“不共戴天！欲朕罢兵，除死方休!”随即，孙权把求援之手，伸向许都。向曹丕“写表称臣”，令中大夫赵咨为使，赶往许昌。赵咨不辱君命，曹丕降诏册封孙权为吴王，加九锡。孙权向曹丕称臣，实质是“以交争时”，以屈为伸；“以交造势”，在曹、孙、刘的三角斗争中寻求平衡，减小北面压力，集中精力对付西蜀。以后情况发展证明，孙权外交上的灵活的确保证了当时战略实施。

（六)以交反间，倍而分之 ——分化作用
《三国演义》中的吕布，是一位有勇无谋、见利忘义的人物。因他有万夫不当之勇，常常被弄权者看中，设法说动他以为鹰犬。吕布两次叛主，两番弑“父”，唆使纵容他的人都是以外交手腕施反间计而得逞的。第一次李肃劝说吕布杀丁原投董卓，是先骄其心，次以利而诱之：送赤兔马并黄金一千两，明珠十颗，玉带一条，尔后贬丁原，吹董卓，挑逗他“功在翻手之间，公不肯为耳”(第3回)，致使吕布见利忘义，杀了丁原。第二次司徒王允说吕布诛董卓，也是以交际手段，以美女貂蝉为饵，先许嫁吕布，后献与董卓，用“美人计”兼“连环计”离间董卓与吕布，让他二人反颜。随后，说吕布杀董卓。吕布这次杀董卓，萌动于色，假公济私，是司徒王允用谋、伐交的双重胜利。
以外交手段，反间谈判对手，在现代企业竞争中时有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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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横舌上鼓风雷，谈笑胸中换星斗”——《三国演义》中的九大谈判术
(一)孙权立鼎迎蜀使 ——环境造势谈判术

《三国演义》第60回，曹操西校场点军，为的是让西川特使张松“使见我军容之盛，教他回去传说：‘吾即日下了江南，便来收川’”。孙权接待蜀使邓芝，“先于殿前立鼎，贮油数百斤，下用炭烧，待其油沸，选身长而大武士一千人，各执钢刀、大斧、长戟、短剑，从宫门前直摆至殿上，一切就绪，方召邓芝入见”。这些都是布置环境，为谈判造先声夺人之势。
外交上环境造势，包括内部环境和外部环绕。上述各例都是内部环境造势。
环境造势不单有剑拔驽张、杀气腾腾，显示实力之为，在企业社交活动和商业谈判中，除为了显示实力引起对方注意“过了这个村，没了这家店”等情形外，更多的是造就和谐、欢悦、心安理得的气氛，诸如陪同观光、请宴、跳舞等等。
与环境造势相关的还有谈判地点的选择，座次的排列，语言的使用等，这些对于外交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诸葛亮舌战群儒 ——因人而异谈判术

因人而异，见机而变，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谈判大师的标志之一。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孙权，激周瑜，显示了他超群绝伦的外交能力和谈判艺术。对张昭为首的智囊班子中的主和派，诸葛亮使用“暴露法”、“对比法”，对张昭、虞翻、步骘、薛踪等人挑衅性的语言一一加以分析，对他们热衷“夸辩、虚誉欺人”；“欲使其主屈膝投降，不顾天下人耻笑”；“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数黑论黄，舞文弄墨”；“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等逐一揭露，在揭露中阐述己方的意见，显示己方的实力，为实现孙，刘联盟清除了理论上的障碍。对于江东决策人物孙权，诸葛亮则从他的地位出发，“采取诱导的方式：对他讲明降曹与抗曹的利害关系，并谈古论今，激发他的斗志。当孙权有所觉悟时诸葛亮又为之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优劣长短，促使孙权决定“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对在江东最具影响力的周瑜，诸葛亮则根据他的心骄气盛的特点，采取气激智斗方法，诱其乖乖“上钩”。激得周瑜“离座北指”，大骂曹操“欺吾太甚”，“吾与老贼势不两立”!这一来，周瑜反倒主动求于诸葛亮了：“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操”。就这样，经过艰苦的外交努力，终于达成了刘、孙两家的联盟，同起兵马，合力抗曹。
因人而异的谈判原则，本质是以变应变的原则。但是，不论如何变，你必须在设法争取自身利益时主动思考能给对方什么?给多少?如果有一方一无所获，坐在一起是浪费时间。
《三国演义》第44回，诸葛亮与其兄诸葛瑾的谈判，生动地反映了谈判层次的交叉姓和以“需求理论” 为谈判基础的各种方法综合使用的有效性。赤壁大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期间，周瑜发现“孔明料事，计高一筹，久之必为江东之患”，与鲁肃商量，“不如杀之”。 鲁肃指出：“今操贼未破，先杀贤士，是自去其助也”，建议诸葛瑾去拉诸葛亮同事东吴；第二天，周瑜请诸葛瑾，同他商量：“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如何屈身事刘备？今幸至江东，欲烦先生不惜齿牙余论，使令弟弃刘备而事东吴，则主公既得良辅，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见，岂不美哉?先生幸即一行。”诸葛瑾满口答应：“瑾至江东，愧无寸功，今都督有命，敢不效力。”即刻上马，径投驿亭去见孔明。孔明与诸葛瑾各诉别情后，诸葛瑾开始了游说。他伤感地说：“弟知伯夷、叔齐乎?”孔明暗自思量：“此必周郎教来说我也。”回答说：“夷、齐古之圣贤也。诸葛瑾说：“夷、齐虽至饿死首阳山下，兄弟二人亦在一起。我与你同胞共乳，乃各事其主，不能旦暮相聚，视夷、齐之为人，能无愧乎?” 孔明听出了诸葛瑾的弦外之音，即说：“兄所言者，情也；弟所守者，义也。弟与兄皆汉人。今刘皇叔乃汉室之胄，兄若能去东吴，而与弟同事刘皇叔，则不愧为汉，而骨肉又得相聚，此情义两全之策也。不识兄意以为何如?”诸葛瑾一听，糟了：“我来说他，反被他说了我也。”无言以答，只好告辞。这次谈判很有参考价值。首先，从谈判层次上讲，诸葛亮兄弟之间谈判表面上是个人间谈判，但杂有集团间的谈判；第二，双方的谈判出发点都是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并以此决定策略，最后，孔明以“高层次，高需求，高阶梯”谈判原则战胜 诺葛瑾的“低层次、低需求、低阶梯”谈判原则。具体表现为：诸葛瑾以兄弟情义为出发点，需求指南是：“爱与归属”，谈判方略是“让对方顺从自己的需要”，动情动弟，让孔明弃刘备而事东吴，兄弟相见。诸葛亮的层次、出发点是个人间与集团间谈判兼而有之，需求指南是忠君兼顾个人，即“归属”兼“认识和理解”、谈判方略是“同时服从对方和自己的需要”。终于以“义”胜“情”，以“公”制私，以公私兼顾、情义两全的方案让诸葛瑾抉择。诸葛瑾计穷，只好走了。

(三)关云长单刀赴会 ——擒“王”‘谈判术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谈判是不流血的战争，为赢得胜利，切莫忘记抓对方的关键人物。
《三国演义》第66回“关云长单刀赴会”，是一次颇有寓意的谈判。东吴欲取荆州，关羽是第一块绊脚石，鲁肃为拔掉这颗钉子，设谋请关羽到陆口寨外临江亭赴宴，打算伏刀斧手在筵间杀关羽。关羽让周仓捧大刀相随，八九个跨腰刀的关东大汉同往，“入席饮酒”，“谈笑自若”，乘风而去，安然而归。关将军参加这次“武装的谈判”之所以能不损秋毫，主要原因是筵席上抓住了对方权威人物—鲁肃，“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
中国历史上，谈判胶着时，以“擒王”术而成功的范例不少。然而就“擒王谈判术”的哲理论，大凡有经验的谈判者都是乐于躬行的。当遇到对方的权威人物时，他们便会认为这是天赐良机，会为能直接进攻对方最后一道防线、最后一个堡垒而振奋。他们清楚，此时谈判，得寸为寸，得尺为尺。因此，他们会把全部兵力(精力）投进去，争取成功，成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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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 ——“糊涂”谈判术
清代诗人郑板桥诗云：“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所谓糊涂外交，指管理者以假乱真——装糊涂，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故意犯错，心理取胜的外交术。这种策略是建立在清晰、自觉基础上的由聪明而至糊涂的出奇制胜术。
《三国演义》第21回“曹操煮酒论英雄”中的刘备就是一味装呆诈痴，隐真示假，行韬晦计的。曹操问刘备：“君知龙之变化否?”刘备回答：“未知其详。” 接着问：“玄德久历四方，必知当世英雄。请试指言之。”刘备再答：“备叨恩庇，得仕于朝。天下英雄，实有未知。”曹操说：“既不识其面，亦闻其名。”刘备给曹操先举五人：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曹操一个一个剖析，认为“非英雄也”。后连举三人：张绣、张鲁、韩遂，引得曹操鼓掌大笑说：“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挂齿！”直到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一语道破，刘备才露出真迹：“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
刘备识英雄而言“未知”，论英雄而独漏曹操和自己，用心很是良苦：说破英雄，等于承认自己的野心，向曹操报警：“英雄不可并立，不并立则当图之。”显然这样做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只好装糊涂，给对方一种朦胧，使自己的利益在朦胧中得以保护。
在军事斗争中装糊涂，示假隐真，可以调动“敌人”。《三国演义》第70回，经常因酒误事的莽张飞，在曹军名将张郃的寨前“每日饮酒，饮至大醉，坐于山前辱骂”，孔明让人送成都佳酿五十瓮到军中，张飞更是“大开旗鼓而饮”，张郃认为有机可乘，当夜下山劫寨，径到寨前，遥望张飞大明灯烛，正在帐中饮酒。张邰当先大喊一声，杀入军中，一枪刺倒，却是一个草人。 边时假醉真醒的张将军挥师出击，大败张邰，连夺了三寨。

(五)诸葛亮智辞鲁肃 ——模糊谈判术

模糊外交是糊涂外交的同胞兄弟，貌似相同，秉性不一。前者是刻意模糊，似是而非，后者是装糊涂，以假乱真。刘备借荆州所采取的策略，就是以模糊外交术争取时间，站稳脚跟，以利先取西川，继而图天下的策略。
欲擒故纵，引而不发，是模糊外交中的手段。打算成交而能不露声色；急切抓到手，却能放得下。对方的产品质量本来令人十分满意，偏要从鸡蛋中挑点骨头，迫使对方去思考“骨头”问题。
能装糊涂引而不发的人，总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三国演义》第60回中的刘备待张松，可谓出神入化。夺取西川，是刘备的既定方针和基本战略目标。但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欲取西川，必须先获取西川地理图本，以便详细了解西川的复杂地形。正当刘备准备进兵西川时，益州别驾张松来了。张松是奉刘璋之命携带金珠锦绮为进献之物前往许都的，任务是联结曹操，共治张鲁。行前，张松还有一个打算，随身暗藏画好的西川地理图本，到许都相机而行，“献西川州郡与曹操”。张松的行迹，诸葛亮早使人随时打听；张松此次途经荆州，是因为曹操极为骄横，怠慢了他，而他来时在刘璋面前曾夸过海口，这会儿怏怏空回，恐被人所笑。“闻荆州刘玄德仁义远播久矣”，所以特取道荆州，想看看刘备究竟何等人物，再作定夺。
刘备等欢迎张松的规格是很高的，张松由许都转赴荆州，才行至郢州界口，便受到大将赵子龙的热情接 待；来到荆州馆驿时，关云长又带领人马在门前恭候；到达荆州城下时，“玄德领着伏龙、凤雏”，亲自出城迎接，遥见张松，早先下马等候。见面后，遂上马并辔入城；至府堂坐下，即设宴款待。在谈判过程中，刘备始终强压急不可耐的取西川而欲求图之心情，“玄德只说闲话，并不提起西川之事”。张松以言挑之，说刘备“乃汉室宗亲，仁义充塞乎四海，休道占据州郡，便代正统而居帝位，亦非份外”。刘备仍然不露声色，一连留张松饮宴三日，并不提川中之事。直到张松辞去，刘备于十里长亭设宴送行，也只是诉别情，掉眼泪。如此这般，把张松感动得五体投地，终于反说刘备先取西川为基，然后再图汉中，收取中原。这时刘备才以求教的口吻问张松：“蜀道崎呕，千山万水，车不能方轨，马不能联辔，虽欲取之，用何良策?”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张松随即从袖中取出西川之图，献给了刘备。
应当承认，从张松手中得到西川图，是刘备、孔明先予后取兼模糊外交的胜利。如果刘备见张松之后开口便提如何取西川，或酒过三巡便索要西川地图，那么，刘备的形象必然会在张松心目中黯然失色，陡然渺小起来，张松在荆州就会倍加警惕，左右权衡。即使刘备硬逼强抢，得到的也只是一张“死地图”，而张松、法正等一批西川人才就难为刘备所用，甚至陡增对抗。
本来，荆州为刘表占据着，按当时的“理”，荆州是所谓大汉之荆州，并非刘表之荆州，刘备是当今皇 叔，刘表的同宗。刘表的儿子可以占着荆州，则刘表的同宗子弟刘备何不可占有?但孔明深知如此时同东吴硬 扛翻险，东吴必攻，东吴动兵，曹操也会趁其间以图刘备。所以，鲁肃第一次找刘备索要荆州时，孔明不是据理力争，而是“以叔辅侄”取荆州，刘琦尚在为借口回绝东吴。刘琦病亡，刘备、孔明原有的口实没有了，怎么办?孔明提了一个暂借荆州的方案：“立纸文书，待到图得城池之时，便交还东吴。”鲁肃问：“夺得何处，还我荆州?”孔明回答；“中原急未可图，西川刘璋暗弱，我主将图之。若图得西川，那时便还。”最后，由刘备写成文书一纸，押了字。孔明，鲁肃作保，也签了名。鲁肃才被打发走了。
这次谈判，这个契约把周瑜气得直跺脚。孔明的用心，周瑜一语道破：“子敬中诸葛亮之谋也！名为借 地，实为混赖。他说取了西川便还，如何中用，知他几时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还?这等文书， 如何中用，你却与他作保！”
周瑜说得有理，刘备名为借地，实是“混赖”。从谈判术角度讲，由孔明导演，刘备炮制的这个“混赖”文书，学名就叫模糊文书。
模糊语言，模糊文书，在企业外交术中是很有用处的。

(六)诸葛瑾索荆州反复奔走 ——“踢皮球”谈判术

诸葛亮在外交活动中，不仅是名导演，也是一位出色的特技演员。《三国演义》第66回，刘备并吞西川后，孙权打发诸葛瑾到成都，哭诉全家老小已被监禁，要孔明念同胞之情，找刘备还荆州。孔明得知诸葛瑾到，教刘备“只须如此如此…”
这“如此如此”是什么策略呢?是孔明、刘备、关羽默契配合“踢皮球”。“皮球”者，指需要解决的问 题，踢皮球即是把问题你踢给我，我踢给他，迫使对手按己方的“球路”走，牵对手“牛鼻子”，形成心理上的干挠，体力上的消耗，最终破灭对方的希望。
孔明、刘备、关羽在演这场“踢皮球”的戏中，是这样表演的。诸葛瑾哭诉于孔明前，孔明满口答应， “兄休忧虑，弟自有计还荆州便了。”随即，引诸葛瑾见刘备。刘备不允，孔明为表示对其兄的手足之情，竟“哭拜于地”。刘备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孔明的这一“引”、一‘“哭”、一“求”，把其兄索荆州的“皮球”踢给了刘备。
刘备在孔明的哀求下，勉强答应：“看军师面，分荆州一半还之，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与他”。这 时，孔明作了一个小小的点拨：“既蒙见允，便可写书与云长，令交割三郡。”刘备心领神会，给关羽写了交割三郡的信，并嘱咐诸葛瑾，“子瑜到彼，须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惧之，切宜仔细。”
刘备与孔明一唱一和，把“球”在身边盘带了一阵，随后，刘备一脚，又踢给了关羽。诸葛瑾“随书”到了荆州，关羽阅书不买帐，变色曰：“吾与吾兄桃园结义，誓共匡扶汉室。荆州本大汉疆土，岂得妄以尺寸与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虽吾兄有书来，我却只不还。”关羽一大脚，把“球” 踢到了九霄云外。诸葛瑾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再往西川见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见玄德”。玄德曰：“吾弟性急，极难与合，子瑜可暂回，容吾取了东川、汉中诸郡，调云长往守之，那时方得交付荆州。”
踢皮球外交法则有三：
其一，通过白脸、花脸、黑脸同唱一台戏，让“球” 随意转，令对手跟着兜圈子。可以看出，孔明在与其兄索取与反索取的谈判中，扮演的是白脸，做好人；刘备充当的是花脸，软硬兼施；关羽呢?实足的代人受过，唱的是黑脸。诸葛瑾呢?跟着这“球”满场转，结果瞎子点灯——白费蜡。
如果对方采用“踢皮球”外交术，我方对策中最好的制胜方法是以静制动，选准重点，改盯“球”为盯 人，变被动为主动，戳破对方的西洋镜，还对方的本来面目。
其二，采用多因素排列组合，请君入瓮。此项法则的特点，是施术者有意识地增关设卡，使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现代外交谈判中，事情往往更加复杂，踢皮球术用得更加高明。
对付多因素排列组合请君入瓮法的策略是：A、根据自身的情况，确定能满足自身条件的主要因素，抛出自己的方案，以攻为守；B，在谈判的若干对手中，寻找薄弱环节，一点突破，瓦解全局。

(七)刘玄德见乔国老 ——场外谈判术

一身是胆的英雄赵云，曾经当过几天刘备的“公关小姐”，代孔明就刘备与孙夫人婚姻问题与孙权进行场外谈判。《三国演义》第54回是这样描述的：赵云陪同刘备到东吴就亲。为保证刘备化险为夷，假戏真唱，了一段婚姻。赵云依孔明之嘱，一面牵羊担酒陪刘备拜见乔国老，一面让随行五百军士一律披红挂彩，入南徐买办物件，大造刘备入赘东吴的舆论，使城中人尽知其事。当时，赵云陪刘备拜见乔国老，用今天话讲叫做开关键人物的后门，打刘备未来的外太公的关节。乔国老糊里糊涂地接待了这门“远亲”，连锁反映是波及吴国太，直逼孙权，以外围突破带动核心，结果孙权在乔国老、吴国太的威慑下终于就范，把妹妹“交”出来，成全了刘备。
在现实生活中，场外谈判占有相当地位。有时场上很难得到的东西，通过场外活动可以轻而易取，场上攻不下来的碉堡，场外反能攻破。此外，它还有一点类似“怀胎”的作用，经过长期准备，以收“一朝分娩”之效。国家之间，集团之间重大谈判通常都这样：先场外后场内，先低层次接触再高层次交锋，先幕后再公开化，先扫清外围再重点解决，在场外找双方的共同点，为场内谈判造就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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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司马懿千里请战 ——权力限制谈判术
孔明六出祁山，司马懿屡战失利。上方谷一战，幸而天起霹雷，骤雨倾盆，司马懿才免于被诸葛亮的地雷震死，柴火烧死。至此，司马懿挂出免战牌，坚守不出。诸葛亮派人送“巾帼并妇人绢服”及书信一封给 他，大意是说：“你如果知羞耻还有点男子汉气概，就在我给您的信上批上字，约定时间决战；如果胆怯不出战，就把女人的头巾和孝服收下。”司马懿心中大怒， 脸上仍装出笑脸。非但把女人头巾和孝服收下，而且重待来使，问长问短。部将见司马懿被辱，都忿忿不平，纷纷要求同蜀兵决一雌雄。司马懿本无战心，但为稳定军心，就把皇帝抬出来为自己解围：“吾非不敢出战，甘心受辱。奈天子明诏，令坚守勿动。今若轻出，有违君命矣。”众怒仍不可止，这时司马懿提了一个“合理化建议”：“汝等既要出战，待我奏准天子，同力赴敌，何如?”诸将同意了这个方案。司马懿即写表遣使，直至合淝军中，向魏主曹睿请战。曹睿知司马懿之心，即令卫尉辛毗持节至司马懿军中，宣渝曰：“如有敢言战者，即以违旨论。”众将只得奉诏。
作为“在外之将”，“君命有所不受”；为将之道，贵在机变。司马懿通晓兵法，曾经“八日而取上庸；擒孟达”，当时他可以先斩后奏，何等胆略！何等气魄！为什么这次临阵指挥反而不能断然处置，却去千里请旨呢?’因为他清楚凭自身现有权威下令坚守，众望难服，所以采取了否定之否定即通过请旨限制自己力不从心的权为，来加强自身权力和权威的办法。不出所料，圣旨一下，众将只得奉诏。
从企业经营谈判的实践看，自我限制谈判权力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使用“自我限制术”能使自己在谈判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这种限制，将迫使对方作出抉择：要么按我的权限同我谈，接受权限范围提供的条件，满足在此条件下所提出的要求；要么冒同我谈判破裂的危险，去同我的授权者再交锋。倘若对方选择第一方案，等于我方借上对下的压力迫使对方作出了让步；倘若对方选择后一方案，将使我方有更充分的时间去思考，并有机会想出更好的解决办法，更有能力与对方周旋。还能试探对方的真正意图，考验对方的决心。无论最后以何种方案谈下去，无论以什么形式签约，都有利于顾全双方的面子，所以有经验的谈判者常常使用司马懿的这种谈判权力自我限制术。在他们看来，谈判中“受到限制的权力，往往反而成了自身权力的来源”。谈判权力自我限制，被外交人员视为以退为进、守中有攻的好办法。

(九)“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亮底牌谈判术

兵法说，“兵以诈立”，俗话讲“无商不奸”。在外交谈判中，倘若你反其道而行，你会发现“诚”也是一种力量，亮底谈判不失为有效的心理取胜谈判术之一。
《三国演义》第86回，邓芝到东吴答礼，孙权问邓芝：“若吴、蜀二国同心灭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岂不乐乎?”邓芝回答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如灭魏之后，未识天命所归何入。任为君者，各修其德；为臣者，各尽其忠：则战争方息耳。”孙权对邓芝开诚布公的谈话，倍加赞赏地说：“君之诚款，乃如是耶！”其实，孙权自己也用过同样办法消除曹操当时的对抗心理。《三国演义》第61回，曹操为报赤壁之仇，曾起40万大军同孙权战于濡须，战了数场，各有胜负，时值春雨连绵，水港皆满，退兵吧，恐东吴耻笑；进军呢，毫无希望。正当曹操拿不定主意时，孙权给他写了一封信，指出：“春水方生，公当速退。如其不然，复有赤壁之祸矣。”并在信的背面批了两行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后，大笑，说：“孙仲谋不欺我也。”重赏了送信的人，立即下令班师。孙权的信批，对曹操撤军起了催化作用。
为什么在谈判中以诚待人，把底牌亮给对方能起积极作用?因为坦诚是力量的体现，“亮底如亮心”。谈判中双方时时都在观察、分析、判断对方的品格、能力，并根据对品格的判断来掂量对话的份量和可信程度。一旦认可对方“亮底”是“亮心”，容易激起同情，减少对抗，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以心换心，以 “礼”相待，以诚对诚，各得其所。
亮底谈判也有一定风险，不看对象，时机把握不好而将底牌亮给对手，有可能成为对方“口实”，让对方占“知彼知己”的主动，一旦对方翻脸不认人，己方将遭受更大损失。《三国演义》第57回，马腾被杀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不恰当地亮了底牌。原来，他与曹操门下侍郎黄奎同谋，要利用曹操出城点军的机会杀死曹操。可是，黄奎把如此的机密大事告诉自己的妄，犯了不看对象，不注意时机亮底牌的错误。以至被人告密，两家满门遭斩。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参与外贸谈判的企业越来越多，不少初出茅庐的谈判人员经常犯过早亮底牌的错误。应当记住，在通常情况下，底牌是给自己看的，能把底牌留到最后的谈判者，才是最高明的谈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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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于四方，不辱使命——“智将型”外交人员的五个条件
东吴中大夫赵咨出使魏国，有求于曹丕而不失孙权之威，不畏恐吓而存东吴志气，陈利说害，不卑不亢，终于大功告成。曹丕对赵咨倍加赞赏，称他是合格的外交官——“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当之矣。”(第82回)
外交是与人之交，外交因事而发，矛盾错综复杂。具有什么样素质的人才能胜任企业外交工作?一般地说，必须具备以下一些基本素质：
(一)通才 ——“智将型”外交人员的条件之一

“唯通才能备大体”(曹丕《典论·论文》)。所谓通才，指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人。俗话说：“一通百通。”一通为专，百通为全。一通百通，才能应付自如。通才也称为T 型知识结构的人。“一”为专，“I”为“博”，专、博合一，便是“T”型知识结构。《三国演义》第86回，东吴中郎将张温问蜀汉益州学士秦宓：“公何所学?” 宓对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通；古今兴废，圣贤经传，无所不览。”在古代，象秦宓这样的人可谓以博见通之士，因而他在外交场所应对如流。张温企图难倒秦宓，“以天为问”，秦宓的妙对反映了他的博学通达，和在外交场合的自如、主动。 “天有头乎?”宓曰：“有头。”温曰：“头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颐。’以此推之，头在西方也。” 张温又问；“天有耳乎？”宓答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九皋，声闻于天。’无耳何能听？”温又问：“天有足乎?”宓曰：“有足。诗云：‘天步艰难。’无足何能步?”张温又问：“天有姓乎?”宓曰：“岂得无姓?”温曰：“何姓?”宓答曰：“地姓刘。”温曰：“何以知之?”宓曰： “天子姓刘，以故知之。”温又问：“日生于东乎?”宓对曰：“虽生于东，而没于西。”由于秦宓知多识广根底好，答对如流，使满座皆惊，张温无语。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日新月异，没有任何人能涉猎所有领域，掌握所有知识。通才是相对的，许多外交人员之所以能成为通才，是因为他们具有快吸收、速消化，“现蒸热卖”的贯通能力。谈什么，准备什么；涉猎什么，学什么。这种“现蒸热卖”的学习适用的方法与平时的博学多采结合，使人之小通变大通，少通变多通，先不通而后为通。在谈判中则可以专家身份参战，而不是聋子、哑巴和多余的人，不是旁观，“听戏”，不知如何表态的人。搞经营外交的人，应通过各种方法向“通才”方面发展。
“互补法”是外交人员变不通为通的常法。请教专业顾问，聘请专家集团为智囊班子“参战”，以人之通为已之通，以人之长补己之短。刘备每谈必问孔明，孙权伐交先与谋臣议而后自断，曹操集众人之智为己之智等等，使用互补法使他们有限的知识有效地对付了万千的对手，适应了多变的环境。实际的外交谈判中，最大难题往往不在于你已有多少知识，而是对方在此次谈判中，除已拟定的中心议题外，还会谈什么?或者与中心议题相关联的问题会是什么?所以你需要认真分析、判断，你需要临机应变。在平时你要善于把各类知识的细流汇集到你的知识的水库中，一旦需要，迅速搜索有用的信息，拉开闸门，倾峡而出。

(二)口才 ——“智将型”外交人员的条件之二

博学生智。但光知识渊博还不能完全胜任社交工作。因为有的人长于动笔拙于动口，而外交竞技的常规武器是舌头，是“用舌头去把握和支配人们的情感和情绪”，去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或攻或守，均在言谈中，所以外交战也称为舌战。
邓艾，青年时代就被司马懿所器重，魏将军夏侯霸降蜀，向姜维介绍中原人才时，也提醒说，钟会、邓艾同是奇才，二人“正在妙龄之际，若使领兵马，实吴、蜀之大患”。果然，后来邓艾在对蜀的战争中，偷渡阴平成功，出奇胜蜀，迫降刘禅，成为千古名将。但象邓艾这样的名将，若作为外交官，条件不完全具备，因为他口才不行，是个“结巴”。“艾为人口吃，每奏必称‘艾……艾……’”，那怎么行呢？
口才是谈判艺术之一，是人类生活中应用最普遍同时又是最难臻于完善的技术和艺术。
应对如流是好口才的标志。
西川张松是标准舌辩之士。曹操门下主将杨修自恃才高，邀张松聊天，张松对杨修提的问题答对如流，《三国演义》第60回，“张永年反难杨修”，诗赞张松口才和熟记能力：“语倾三峡水，目视十行书。胆量魁西蜀，文章贯太虚。百家并诸子，一览更无余。”
好口才善机变，能以言化敌。
舌战，难免意见相佐，甚至出现对立。口才好的人能在乱麻中理清头绪，以言代指，巧解绳结；能把言语化为春风，拨开重雾，化险为夷。只要给他说话机会，他就能在谈判的竞技场自由驰骋，智高一筹，就地取胜。其具体表现：
一是化敌为友：孔明三气周公瑾，周瑜死了他竟到柴桑吊孝，“周瑜的部将皆欲杀孔明”，孔明一篇祭文读过，剑拔弩张的东吴将领们插回剑，垂下头，说：“人尽道公瑾与孔明不睦，今观其祭奠之情，人皆虚言也。”鲁肃也为祭词所动，认为：“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孔明读祭文化敌为友的秘诀是以理服人——客观评价周瑜，实事求是讲述在孙、刘联盟中周瑜与孔明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以情动人——跪祭过程，为之泪涟；读罢祭文，伏地大哭，泪如涌泉，哀恸不已。
二是化险为夷：高明的谈判者能在危急关头，保持冷静，语如春风，化险为夷。
三是变被动为主动：
在对立、危急的谈判中，变被动为主动需有胆有识，能言善辩，调动对方，使其就范。《三国演义》第47 回，阚泽献诈降书，曹操之所以被骗住，重要原因是阚泽临危不惧，以勇瞒过曹操，以巧妙的对答“说服”了曹操。书中这样描述：曹操得书“于几案上反复将书看了十余次，忽然拍案张目大怒曰：‘黄盖用苦肉计，令汝下诈降书，就中取事，却敢来戏侮我耶！’便教左右推出斩之。”黄盖与阚泽的机谋实际上被曹操一语道破，显然，此时阚泽处境相当危险、被动。但阚泽“面不改容，仰天大笑”(可见阚泽之胆)，操问他“吾识破奸计，汝何故晒笑?”阚泽巧妙地说：“吾不笑你，吾笑黄公覆不识人耳”(调动曹操，而不被操调动)。曹操不得不问：“何不识人。”阚泽偏偏不正面回答说：“杀便杀，何必多问！”这时曹操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被他抓住的“书中破绽”：“既是真心献降书，如何不明约几时?”阐泽又一次同曹操兜圈子，讥讽曹操说：“亏汝不惶恐，敢夸熟读兵书！还不及早收兵！倘若交战，必被周瑜擒矣！” (抓住曹操自负有智的心理，偏笑他无学，反激曹操) 操问：“何谓我无学?”泽曰：“汝不识机谋，不明道理，岂非无学?”操曰：“你且说我那几般不是处?”泽曰：“汝无待贤之礼。吾何必言！但有死而已。”操曰：“汝若说得有理，我自然敬服。”泽曰：“岂不闻‘背主作窃，不可定期’?倘今约定时期，急切下不得手，这里反来接应，事必泄漏。但可觑便而行，岂可预期相订乎?汝不明此理，欲屈杀好人，真无学之辈也！”操闻言，改容下席而 谢……倾刻之间，借口才之力，应变之术，使阚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
沉默也是一种口才。
沉默的内涵极为丰富、复杂，驾驭沉默是一种高超的艺术。有时谈判中的沉默需要非谈判的行动配合，少说多做，用事实说话，以期达到目的。《三国演义》第59 回，刘备的副军师庞统在不得以的情况下，运用这一策略，赢得了张飞的尊敬和刘备的青睐和器重。先时，孔明和鲁肃都作书给庞统，让其投刘备。他见到刘备，既不下拜，也没把书呈上。刘备嫌他貌丑，只安排他当县令。庞统到耒阳县，不理政事，终日饮酒作乐，一应钱粮词讼，并不理会。张飞奉命去究问，庞统也不去迎接。到县厅见张飞，“仍衣冠不整，扶醉而出”。直到张飞盛怒，责怪他身为县令，尽废县事时，他才张口：“量百里小县，些小公事，何难决断！”随即唤公吏，将百余日所积公务，都取出来剖断。“手中批判，口中发落，耳中听词，曲直分明，并无差错，民皆叩首拜伏。将百余日之事，尽断毕了，投笔而对张飞说：所废之事何在?曹操、孙权，吾观之若掌上观文，量些小县，何足介意!”此时庞统的行动和言语是沉默已久的暴发。才华初试，令张飞大惊，表示要向刘备极力举荐。这时庞统才拿出鲁肃的荐书；复见刘备方把孔明的信一并交出。整个过程，庞统的沉默是对刘备的蔑视，他以行动为“荐书”，沉默的抵御与行动的自荐相结合，终被刘备所理解，官拜副军师中郎将，与孔明共赞方略，教练军士，听候征伐。
争辩是特殊的口才。
政治斗争中，争辩是一种需要，一种必然；在经济生活，特别是商业谈判中，争辩往往浪费时间，既损害别人也折磨自己。商业谈判是一种相互妥协。没有绝对成功的谈判者，也没有彻底失败的谈判者，往往双方都是胜利者。而争辩的结局，往往是水落石出，一胜一败， 所以这种胜利于商业是有害的，它破坏双方的情谊，伤对方的自尊心，引起心理的反抗。所以在商业谈判中那种“凭借争辩阐明真理，错误属于你”这条原则并不见得高明，而在多数情况下是各有所得的互相妥协。关于这一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过程可以得到说明。孔明何其善辩，但他从不把辩论对方推到彻底失败的死胡同，也不企图对方认罪服输。请看，被他驳倒的张昭、虞翻、步骘等人有谁心悦诚服彻底认输回心转意了?唯一作用只不过是摸摸底，煞煞威风，不要再公开地作梗罢了。
笑话口才中最难的口才。
上面提到过的，孙权给曹操写信时在信封背后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从外交角度讲，属于高级笑话，高级幽默。所谓幽默，就是能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兴趣的话题。老舍先生曾说：“幽默者的心是热的。” 富有幽默感的人往往是具有一定修养的人。他们将笑潜于事物的深处，让人充分感受事物的内在本质，寓理于幽默中。在谈判中善说笑话，巧用幽默语言，能缓和紧张空气，除去双方的鸿沟，缩短感情上的距离，建立彼此信赖的关系。心理学家认为，在外交活动中，当大家一同发笑时，便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了。这时谈判气氛是协调而不是对抗。由于善于谈笑话的人毕竟比善于说话的少得多，所以有人说：“笑话是口才中最难的口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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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察颜观色能力 ——“智将型”外交人员的条件之三
察言观色是一门艺术，特别是对姿势、动作构成的“非言词表达”的了解，相当于学习一门外语。人的每个姿势、形态相当于一个字在一种语言中的功能，而种种姿势形成的“姿势簇”则组成词，构成句。要揭示这些非言词的表达语言，需要长期、全面的观察，从“识字母”，“认音标”，“记单词”开始，到掌握它的特殊语法，熟练翻译。
人的非言词“姿势簇”包括：鼻孔喘气，嘴唇闭合，面颊颜色，眉毛动作，胸部起伏，握拳架腿，走跑 姿势，握手力度等。在“姿势簇”中最有参考价值的是人的眼神。
察言观色是手段，目的是由此捕捉真实的信息。因此在察和观的基础上，还要善于运用逻辑的推理、归纳。
由于察言观色是个人本位性的，主观成份很多，因此提炼非言词语言时非但要认真，而且要小心对方故作姿态施诈于人。例如《三国演义》第56回，刘备做了东吴女婿，鲁肃奉周瑜之命来讨荆州，刘备闻言“掩面大哭”，孔明在旁尽讲能动刘备衷肠的话，刘备真个捶胸顿足，放声大哭。鲁肃因只观表面不问究里，反而劝刘备：“皇叔且体烦恼，与孔明从长计议。”在这里，鲁肃又上了刘备和孔明的当。

(四)忠诚、自信 ——“智将型”外交人员的条件之四

目前，商业交往中，一些采供人员吃“回扣”，肥个人，损企业；一些机关“把关”人员，以个人得失为批办文件的标准，中饱私囊，坑害国家和集体。对这类人员的危害，企业主管不能掉以轻心。“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卖马”、“跳槽”的祸水不挡住，有朝一日说不定把主管也卷进去，把事业的根基冲垮！
有了忠诚，兼有自信，即便业务生疏一点也是可以学的，没有经验也可以逐渐积累。实践告诉人们：热情是忠诚与自信的骄子，热情是推销谈判成功的法宝之一。推销也象作文章，作者自己缺乏激情，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能打动读者。赵咨奉孙权之命出使魏都，孙权嘱咐他：“卿此去，休失了东吴气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见江南人物乎!”象这样的使者，忠贞，有胆，充满自信，才不至有辱君命。
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挑选外交人员最理想的办法是先了解而后用。如同孙权派诸葛瑾使蜀。《三国演义》第82回，诸葛瑾使蜀期间，张昭对孙权讲：“诸葛子瑜知蜀兵势大，故假以请和为辞，欲背吴入蜀，此去必不回矣。”但孙权心中有数，告诉张昭：“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谋；孤不负子瑜，子瑜亦不负孤。昔子瑜在柴桑时，孔明来矣，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义无二心，弟之不留，犹瑾之不往。’其言足贯神明。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子瑜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正说着。忽报诸葛瑾回来了，孙权问张昭：“孤言若何？”

(五)战胜自己 ——“智将型”外交人员的条件之五

外交人才也有帅才、将才、干才之分。帅才型的外交人员基本特征是能独立思考，确立战略，独挡一面，随机应变，以谋取胜，做自己的主人。光做到这些还不够，还需要一些补充，因为上述六点全是“攻击型”。高明统帅用兵，能攻善守，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战胜别人，先胜自己。高层外交人员如果不能把握自己，控制自己，战胜自己，那他在外交竞技场上，至多一胜一负。《孙子·形篇》说：“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表明不会被敌人战胜，主动权在自己；可能战胜敌人，在于敌人有可乘之隙。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战胜自己同战胜敌人一样，是事关重大的。战胜自己的本质是不断缩小现实的我与理想化的我的差距，使自己逐渐成熟。
控制情绪是战胜自我第一需要。无数管理理论都强调这一点：成熟的管理者，能在想发脾气时不发脾气，能在不想发脾气时发脾气。这种不以主观意愿为出发点，而是依据客观情势决定个人喜怒哀乐和脸上阴晴的修养，是凭理性而不是凭感情办事的高素质的表现。《三国演义》中，刘备为报私仇落得白帝托孤的故事，可以使人从中悟出许多道理。听说关羽被害，刘备哭倒在地；一日哭绝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当皇帝后，更是咬牙切齿；尽管孔明“苦谏数次，只是不听”；赵云跪谏“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也不听。当刘备整兵要行，学士秦宓，一针见血告诫他：“自将伐吴，是舍万乘之躯，而殉小义。”刘备非但听不进，且把秦宓关了起来；孔明同时上表剖析敌我友，公与私，轻与重。神经质的刘备竟然把孔明奏章“掷于地”；自带70万大军向东而去。尔后东吴使臣诸葛瑾又持孙权信到军中求和，愿“送归夫人，缚还降将，并将荆州仍旧交还，永结盟好，共灭曹丕，以正篡逆之罪”。可悲的是，刘备已是一头瞎眼的火牛，一味往前冲，不知停蹄，不会转弯子，只好自取失败，白帝托孤了。
刘备拥有70万大军最终败北，原因很多，从决策和管理的角度看，不能战胜自己，感情用事是刘备自己对自己致命的一击。没有刘备胸中那股不灭的火，陆逊一把火怎么可能烧七百里连营四十屯蜀兵呢?为报仇，刘备血液沸腾，失去冷静，以致疯狂；为报仇，他丧失理智，朝臣之中，掷孔明书于地；带兵作战，不与人谋，自作主张，犯兵法之大忌，于山林，险阻，沮泽之地屯兵，失败自然就不可避免了。
情绪失控，在军事上直接表现为干扰决策，而在外交活动中则有双重危害，不仅会因你失去理智而影响分析、判断，而且你的情绪将作用于对方，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越大。这种作用力与反作用的恶性循环，将使你遭受更大的伤害，你将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消耗更多的精力，如果你再反击，那就是矛盾激化，谈判告吹。
为了战胜自己，你应当时时记住，凡是允许情绪控制行动的人，是弱者；凡是能以行动控制情绪的人，是强者。孔明可以用这样那样的计谋调动司马懿的军队，但无法激怒司马懿，这是司马懿带兵始终能抵御孔明的原因之一。
制怒是对情绪的控制，是一种自我战胜。作为企业的外交人员，这还不够。因为企业外交是满足对方需要与满足自身需要的统一。所以，不仅要善制怒，还要懂得笑。更多的，最重要的是微笑。这是战胜自我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微笑在推销和谈判中，是常用的有效的武器之一。笑有笑的哲学；笑有笑的文学；笑有笑的教育学。研究管理，研究企业竞争中的外交，应当有笑的外交学。外交人员应当精于“笑道”，不断摸索，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做出成绩来，用适于各种场合的笑，用真诚的，会心的微笑告诉人们，你是合格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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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篇
1.“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人才的价值和爱才
《三国演义》为现代的识才、用才提供了一部博大精深的通鉴。
综观全书，“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是作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反复渲染的又一重要思想。“有志图 王”而赍志以投的罗贯中，对三国各方的用人问题， 既有赞扬，又有鞭笞；既有愤慨，又有希望；或借人之 口，侃侃而谈，直抒己见；或借典型事例，有正有反，发人深省；或以史带论，借题发挥；或触景生情，慷慨激越，表现了强烈的人才观念，赞颂了爱才惜才的明君圣主。可以说，在《三国演义》这部作品中，人才宝贵的思想，象群星闪烁在整个夜空，象群花开满整个春天，琳琅满目，比比皆是。不宁唯是，由于作者赋予自己的人才观念以艺术的外壳，因而极大地增强了说理的力量和对读者的感染，深入浅出地说明了许多抽象而深奥的哲理。
曹操攻下冀州后，作者安排下这样一个情节：曹操假惺惺来到袁绍墓前祭祀，哭着追述两人起兵时关于如何夺得天下的一场争论。曹操当时的观点是：“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里的“智” 是指谋臣，“力”是指武将。可见，初露头角的曹操就把人才作为自己剪灭群雄的保证。他宴饮长江，以真挚动人的诗歌倾诉自己日夜渴望人才的心情，他以“山不厌高，水不厌深”自比，抒发自己礼贤纳士的博大胸怀，希望归附自己的人才越多越好。他的三道《求贤令》，虽未写进演义之中，但却象演义一样流传广远，被众多的人奉为古代爱才的范例，常常使后世怀才不遇者自恨生不逢时，不得其主。《三国演义》以曹操的爱才性格为基础，挥洒丰润，构思了许多感人情节。比如，攻克冀州后，他令人遍访冀州贤士，得崔琰；他不仅对主动投靠自己的人礼遇重用，而且对敌营中的人才也喜爱备加：见许褚“威风凛凛”，心中暗喜，见徐晃“威风凛凛，暗中称奇”，见贾诩“应对如流，甚爱之”，然后想方设法争取过来为己所用。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曹操礼遇关羽的故事，更是脍炙入口，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爱才的千古佳话。由于爱才情深，曹操常常产生对人才的深深惜怜，他的数哭郭嘉、典韦，令捧读者不禁潸然垂泪。正因为曹操爱才惜才，善于罗致人才，才造成“猛将如云，谋士如雨”的强大阵容，为实现他“摧灭群逆，克定天下” 的政治抱负打下了可靠基础。
和曹操峰峦对插的是袁绍。他在起兵之初踌躇满志地对曹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沙漠之众，南向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显然，在他的心目中，重的是略地扩疆，认识不到人才的宝贵，也就谈不上很好的识人、用人。官渡之战，是袁绍迫害人才，导致人才流失以及不善用人的结果。
刘备及其西蜀王国的命运轨迹也颇有教益。刘备最初并没有把人才问题摆到应有的高度。他感叹，自己之所以半生落魄不遇是因为“命运多蹇”。作者通过世外高人司马徽之口匡谬说：“不然，盖因将军左右不得其人耳”，然后说了一句最能表达人才价值的话：“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刘备这才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诸葛亮出山后，一方面在文治武功方面，为刘备制定一个个奇谋方略，取得一次次胜利；另一方面荐贤举能，罗致人才，壮大刘备阵营。从此，刘备气象日益更新，胜赤壁，得荆州，取西川，定汉中、称王称帝。这时刘备麾下，文有孔明、庞统、法正等相佐，武有“五虎上将”、魏延等效命，可谓盛极一时。西蜀政权到了后期，江河日下，最早谢落，人们固然可以从政治上、军事上找出诸多原因，但归根到底在于人才凋谢，后继无人。随着开国的谋臣武将相继下世，特别是诸葛亮巨星陨落，西蜀显现出严重的人才危机。蒋琬、费祎虽继任孔明，但循规蹈矩，才气不足，缺少进取，毫无建树，和诸葛亮相比黯然失色。姜维是诸葛亮苦心培养的接班人，但他的主要才能在军事方面，其政治头脑和战略眼光，远在孔明之下，难以担当治理国家和统一天下的大任。更有昏庸无能的后主刘禅，文不能选才，武不能用将，却听信宦官谗言，逼得姜维避祸沓中，造成布防上的漏洞，被邓艾一支轻兵偷袭成功。相比之下，魏国在曹操死后，又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雄才大略，奇峰迭起。东吴继周瑜、鲁肃之后，递次有吕蒙、陆逊，也算是后浪推前浪，一代继一代。
《三国演义》中强烈的人才观念，启示我们从思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人才是知识的载体，知识是经验的结晶。掌握了知识的人才能够更清晰地观察问题，更准确地把握规律，更恰当地做出决策，更有效地改造世界。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而人才是历史的先锋；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人才是这种创造的组织者、发动者和加速者。时势创造英雄，英雄也能够造时势。古往今来，尽管人们对人才的界说纷坛，对人才的使用目的不同，但历史的惊人相同点在于：举凡有志于建功立业的杰出人物，无不爱才、惜才，悉心讲求选才、用才、育才之道。爱才是成功管理者的一种基本品质。人才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仅表现在治国治军之中，在生产经营领域何尝不是如此?谁拥有大批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谁就掌握了竞争的优势和主动权，这就是企业竞争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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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选才用才的一条挑战性口号
历史上的曹操，曾经多次下令，公开向天下求贤。他针对东汉选官的积弊，以无畏的胆略，把“德行”、“名节”、“门第”等迂腐无用的选才标准一扫而光，提出一条挑战性的选人标准——唯才是举。他要求各级官吏，要不拘微贱，不拘品行，勿废偏短，把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统统推荐上来。在建安15年(公元210年)春天发布的《求贤令》中，他指出：“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在公元214年12月发布的《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中，他进一步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公元217年，曹操已63岁，行将就木，但求贤之心愈切，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更明确指出：“韩信、陈平负污辱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要求有司对那些“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三国志》卷一，《魏武帝纪》)在这里，曹操具体实践了他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把人无完人，慎无苛求的思想，把才重一技、用其所长的思想，把只用人才、不用庸才的思想推向了顶峰，充分表现了超越他人的气魄和见识。当然曹操抛弃的“德”是有特定内容的，他并非是一般地否定“德”。对于按他的标准看来，有严重“品质”问题的，比如坚决反对他的弥衡、孔融等人，他是决不姑息的。
对曹操的选人、用人标准，鲁迅先生非常赞赏。1927年9月在广东举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鲁迅先生发 表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其中对曹操有许多论述。在谈到曹操的选人用人时，鲁迅先生赞扬曹操道：“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正是按这个标准，罗致了许多出色的文臣武将，造成了当时最强大的阵容。
《三国演义》里虽然没有写进曹操的《求贤令》，但同病相怜的罗贯中，无处不针砭选才用才的种种弊端，弹出了“唯才是举”的弦外之音。在《三国演义》的人才画廊里，作者塑造了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其中有隐士，有狂士，有降士，有壮士，有屠夫，有村夫，有商贩，有逃犯，有盗贼，有降将，不一而足，充分显示了人才来源的多空间、多阶层、多渠道，揭示了作为人才的共性和人才的种种特殊性。
在宣扬“唯才是举”的正面观点同时，作者从反面给后人提出了诸多宝贵警诫。
选人不计门第
《三国演义》中交待：“操父曹嵩，本姓夏侯氏，因为中常侍曹腾之养子，故冒姓曹”，这符合历史的真实。可见曹操的身世和宦官有些瓜葛，可谓卑微，在当时很为清教名流所不齿，比如出身“四世三公”的 袁绍就骂曹操是“奸阉遗丑”。曹操也曾自惭形秽地感叹道：“自惜身薄枯，凤贱罹孤苦。既无三徒教，不闻过庭语。”(曹操《善哉行》其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消沉和后退。相反，他乘乱而起，向那些貌似强大的豪族集团，象董卓、袁绍、吕布、陶谦、刘表之流，发起挑战，并在角逐中一个个地消灭了他们。
刘备虽系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其祖早已因犯法被削去侯爵，其父早丧，家中贫穷，只得以“贩屦织席”为业。常常有人揭他的老底，骂他是“织席小儿”，冒认皇亲。但他同样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正如诸葛亮在舌战群儒时驳斥陆绩的：“高祖(刘邦)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织席贩屦，又何足为辱乎?”
至于在曹操、刘备、孙权手下建功立业的人物，更是身世、面貌各异。刘备大街上遇到徐庶时，徐庶是：“葛巾布袍，皂绦乌履”，一身穷酸模样，其时正因杀人而改名换姓，逃难在外。诸葛亮出世之前，乃一“村夫”，躬耕隆中，隐居林泉。关羽和刘备相见之前，因杀人逃在江湖，五年不敢回家。张飞出身乡里，以“卖酒屠猪”为业。东吴的甘宁曾是江洋大盗，无能的黄祖坚持认为：“宁乃劫江之贼，岂可重用!”孙权不计出身，得到甘宁后大喜过望，说道：“兴霸来此，大获我心！”“吾得兴霸，破黄祖必矣！”(第38 回)甘宁后来屡建奇功，成为孙权帐下一名出类拔萃的勇将。许褚只是乡间一名壮士，一到曹操手下就被拜为 “都尉”，“赏劳甚厚”，他果然不负厚望，作战勇猛无比，多次在危急时刻，舍身救下曹操性命。
《三国演义》以艺术之笔，为世人写下这么一条结论：“莫将家世论人才。”正如许多古人所揭示的：“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古来忠烈士，多出贫贱门”。历史的事实说明，那些抱残守缺者，应该打开自己狭隘的眼界，不要以出身的门第取人；而一切才干卓越的 “卑贱者”，应该以“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勉励自己，鼓起扬帆出征的勇气，去拼搏奋斗，去竞争向上！
选人不凭资历
《三国演义》在开篇不久的第5回，就描写了曹操和袁绍兄弟之间在用人上的一场尖锐冲突。当时十八路诸侯在汜水关前被董卓的大将华雄打得束手无策，无人敢应战。关羽自告奋勇：“愿往斩华雄头，献于帐下。” 袁绍听到后先问何人，又问现任何职。公孙瓒介绍关羽眼下“跟随刘玄德充马弓手”，帐上袁术立即大喝道：“汝欺吾众诸侯无大将耶?量一弓手，安敢乱言！与我打出!”袁绍也在一旁添油加酯，说什么：“使一弓手出战， 必被华雄所笑。”曹操极力阻止袁氏兄弟，坚持让关羽出战，并教人“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以壮行色。关羽这才停盏施神勇，温酒斩华雄，立下了“威镇乾坤第一功”。这时的曹操是“大喜”，袁绍仍“大怒”，叫把关羽、张飞“都与赶出帐去”！曹操批驳他：“得功者赏，何计贵贱乎?”袁术竞以“告退”相挟。为了维持诸侯结盟的大局，曹操只得让公孙瓒暂带刘、关、张回寨，暗地派人送去酒肉抚慰三人。在这里，曹操的唯才是举思想得到充分表现，袁氏兄弟的任人唯贵、任人唯资也达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作者匠心独运，在强烈对比中，有效地宣扬了正确的选人用人思想，并在开篇不久，为袁氏兄弟的覆灭和曹操的胜利埋下了令人信服的伏笔。
对于刚出世的刘、关、张来说，受这样的侮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书中第l回有这样一段情节：董卓被张 角杀得大败，幸遇刘、关、张相救。回到寨里，董卓问： “三位现居何职?”刘备以实相告：“白身。”董卓便“甚轻之”，“不为礼”，这真是“白身”英雄受人欺，气得张飞哇哇乱叫。
《三国演义》中的孙权，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敢于用年轻人的典型。他把年轻有为的周瑜依为股肱，又力排众议，重用“年幼望轻”的陆逊。书中还透露，他 “纳鲁肃于凡品”，“拔吕蒙于行阵”(第82回)。这些均以历史的真实为素材。史书记载，孙权15岁时，继承父兄基业，作了吴主。此后，他重用和选拔一茬又一茬年轻人，委以重任，放手使用，使东吴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成为曹操、刘备不可逾越的障碍。周瑜被任命为大都督统管全国兵马时，年仅34岁。为此，曾经跟随孙权之父屡建战功的程普老将军很不服气，公开侮辱周瑜，而孙权毫不动摇自己对周瑜的信任。鲁肃投奔孙权时才20来岁，倚老卖老的张昭在孙权面前吹风道：“肃年少粗疏，未可用。”孙权不但没有听他那一套，相反“益贵重之”(《三国志·鲁肃传》)，把鲁肃留在身边，参与机要，周瑜死后，又让他继任都督。吕蒙是行伍出身；由于作战勇敢，20来岁就被封为横野中郎将，孙权让他独当一面，驻扎在陆口对付东吴的劲敌关羽。陆逊原来是无名小辈，经吕蒙推荐，孙权便把偷袭荆州的重大战役交他指挥。后来，在西蜀八十万大军进攻东吴时，孙权拜陆逊为大都督，令他拿管东吴六郡八十一州诸路军马。孙权正是依靠一代又一代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年轻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建立了独霸江东的牢固地位。由于有了这样一批青年将领，他才得以西击黄祖，势如摧枯拉朽；以少胜多，赤壁大胜操兵；兵不血刃，偷袭荆州成功；火烧连营七百里，把刘备的政权从峰巔推向下坡路。他真不愧为宋朝诗人辛弃疾所称赞的那样：“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选人不分亲仇
郭嘉在分析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时曾经指出：“绍外宽内忌，所任唯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事实正是如此，袁绍忌才多疑，“短于从善”(《后汉书·袁绍传》)，亲近那些惯于吹牛拍马的无耻之辈，打击迫害具有真知灼见而又敢于直谏的忠贞之士。尤为严重的是，他重用的多是自己的亲戚子弟，比如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而袁绍本人也承认，袁谭“性刚好杀”，袁熙“柔懦难成”。袁绍自以为得意的三子袁尚，其实更是浅薄、无能和残暴。曹操、袁绍在仓亭对阵时，袁尚“欲于父前逞能，便舞双刀，飞马出阵，来往奔驰”。斩了曹军一个无名将军史涣，便“自负其勇”。在曹操攻打冀州时，不待援兵到来，就孤军迎战，与张辽战无三合，便“遮拦不住，大败而走”，“不能主张”。袁绍死后，他竟和其母刘夫人一起把袁绍另外五个宠妾及其家属，尽皆杀光。袁绍奉行这样的用人路线，自然会埋没人才或影响人才发挥自己的作用，造成内部“势不相容，必生内变”，“各不相和，不图进取”，人心涣散，缺乏战斗力。
曹操恰拾相反。典韦、许褚勇猛过人，曹操用之为贴身保镖。有一次曹操酒醉卧床，许褚仗剑守卫门外，曹仁欲入，被许褚挡住。曹仁自恃曹氏宗族，大发脾气，许褚毫不相让，驳斥道：“将军虽亲，乃外藩镇守之官，许褚虽疏，现充内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 曹仁到底没能进入。事后曹操知道，大大赞 扬了许褚一番。
若要官不私亲，举不避仇，必须善于识别忠奸。比如曹操并不因为外人忠于旧主或对自己谄媚而模糊选才 用才的标准。蔡瑁、张允卖国求荣，曹操虽一时利用，但心中却早有处置。汉中杨松，贪财卖主，献城给曹 操，仍被曹操斩首示众。而对忠贞的张辽、文聘，曹操是由衷赞赏，加官晋爵，委以重任。
善于使用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甚至内心里反对自己的人，是《三国演义》识人用人的出奇之处。诸如孔明之用魏延，曹操之用司马懿，从而把唯才是举的思想推向完美无缺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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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不以貌相
《三国演义》中还描述了以貌取人以致失去人才、错用人才的例子。
孙权是一位珍惜人才、善识人才的明君，但却曾“相马失于瘦，遂遗千里足”。周瑜死后，鲁肃向孙权力荐庞统。孙权听后先是“大喜”，见面后却变成“心中不喜”；因为他看见庞统生得“浓眉掀鼻，黑面短髯，形容古怪”，再加上庞统并不怎么推祟孙权—向器重的周瑜，孙权便错误地认为“狂士也，用之何益”!鲁肃进一步提醒孙权，庞统在赤壁大战时曾献连环计，立下奇功，以期说服孙权。孙权却先入为主，顽固表示“誓不用之”，结果把庞统从江南逼走。鲁肃见事已至此，转而作书把庞统推荐给刘备。早知庞统价值、爱才心切的刘备，竞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见庞统“貌陋，心中亦不悦” ，就让他去当了个县令。有匡世之才的庞统，只因相貌长得不怎么漂亮，竟然几处遭到冷落，报国无门，不得重用，也可称作《三国演义》中的一个典型事例。
一向慧眼识珠的曹操也有这样的错举。益州张松过目不忘，乃天下奇才，只是生得“额钁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当张松暗带西川41州地图，千里迢迢来到许吕，打算进献给曹操时，曹操见张松“人物猥琐”，先有“五分不喜”，又嫌张松语言冲撞，揭了他的短处，竟把张松打出国门。刘备这才乘虚而 入，争取了张松。如果曹操在此没有以貌取人，而是礼待张松，益州谁属，恐怕有另一番结果。
选人不以名望
《三国演义》既褒扬了不计资历选用人才的典型孙权，也讥笑了另一个只务虚名的典型——刘表。刘表从小就好与名士结纳，和其他七人当时被称为“江夏八俊”。其实那七人是徒有虚名，《三国演义》里没有他们建功立业的蛛丝马迹，从未帮过刘表什么忙。 结交这样的“名士”，除了给刘表头上增加几道“光环”，满足他的虚荣心外，没有任何用途。因此刘表也就成了“虚名无实”的假英雄，真草包，一击而溃。岂不知“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如果你是真干事业，为什么不“取其道不取其人，务其实不务其名”呢?
举贤要出以公心
《三国演义》对鲁肃推荐庞统写得颇有深度。周瑜临死之前，特意写信给孙权，推荐鲁肃继任大都督。鲁肃却力荐庞统。他对孙权说：“肃碌碌庸才，误蒙公瑾重荐，其实不称所职。愿举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谋略不减于管、乐，枢机可并于孙吴。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现在江 南，何不重用?”鲁肃的做法，简直使那些惯于搞“武大郎开店”的人无法理解。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却主动让位，找—个才学超过自己的人代替自己，鲁肃可谓“愚”!但是正是在这种“愚”里，见到鲁肃的“忠”，见到鲁肃的“公”，见到鲁肃的广阔胸怀，见到鲁肃爱惜人才、举贤荐能的好品德。
诸葛亮有句名言：“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诸葛亮集·称姚仙教》)他对此身体力行。庞统与诸葛亮齐名，诸葛亮不但没有心存嫉恨，反而积极为庞统施展才华创造条件，一心把他拉到刘备这边。《三国演义》第57回写道，诸葛亮到柴桑口为周瑜吊丧，回来时在江边邂逅庞统。当时庞统还是一个“白身”，诸葛亮留下一封信与他，嘱咐道：“吾料孙仲谋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来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宽仁厚德，必不负公平生之所学。”后来他又在刘备面前极力夸赞庞统：“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之学，胜亮十倍。”这些言语和行为，更加显示了诸葛亮性格的丰满和完美，更能激起后人对诸葛亮的高山仰止之情。联想到庞统在死难前对诸葛亮的猜忌，不免使人感到庞统的猬琐和狭隘。
对鲁肃、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三国演义》注入了作者个人的赞美之情。举贤荐能，是为国为民的公事。只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举天下之贤”(《风宪忠告》)。非贤莫能举贤，举贤者更贤，这是《三国演义》向人们提出的一个更高层次的观点。
选才有道，致才有方
《三国演义》中出色的管理者，在考察、选拔、罗致人才上有一套办法，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
观察
听言观行，察能考绩，是发现人才、选拔人才的常用方法。
相貌不能作为选才的依据，但一个人的气质、仪表、精神面貌，特别是言行，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一个 人的思想、品德、才学和见识。俗话说，形能传神，言为心声，而行动又是人物思想和性格特征的具体表现。《三国演义》善于从这些方面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并且描写了以此选拔人才的许多成功的例子。
汜水关前，关羽要求出战华雄。书中对关羽有一段描写：“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三尺，丹风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立于帐前。”这形象，这气势，严如天神一般。曹操评价：“此人仪表不俗”，因而坚持让关羽出战，果然斩了华雄。
曹操听说有人与典韦大战，从辰至午，又战到黄昏，不分胜负，大惊。随后又亲到战场，“见其人威风凛凛，心中暗喜”。这才设计收服，得了许褚。曹操移驾许昌，途中被徐晃拦截。曹操见徐晃“威风凛凛，暗暗称奇”(第14回)，接着让许褚出马与之交锋，两人战五十余合，不分胜负，从而认定徐晃是位将才。派人把他争夺到自己手下。这“一听一看”和“一看一试”，对于古代的一位武将来说，已经能够比较客观地衡量他的本领。在今天，也不失为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最直接的方法之一。
对于文臣谋士，《三国演义》中多是通过面谈识别和考察。
荀彧投奔曹操，“操与语大悦，曰：‘此吾之子房也’！遂认为行军司马。”曹操请郭嘉来到兖州，“共论天下之事”。孙权得了鲁肃，“与之谈论，终日不倦”。到了半夜，孙权请教天下大计，鲁肃言简意赅，谈了争夺天下的战略。孙权听后“大喜，披衣起谢”，“次日厚赠鲁肃”。刘备通过与诸葛亮隆中一席谈 话，确信诸葛亮并非“有虚名而无实学”(第38回)，遂坚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最终识邓芝，是通过询 问，认为他能够执行联吴抗魏的外交路线，因而派他“往结东吴”，重修蜀吴之好。
至于到一个人的治所考察了解一个人，《三国演义》中也不乏其例。张飞就曾受刘备派遗，去巡视荆南诸县，亲自看庞统办案。粗鲁之如张飞，从考察中也了解到真实情况，发现庞统是一个被屈沉的人才。这说明“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现行”。深入下去，实地考察，是选拔人才的更可靠的办法。
考试
通过考试，区分良莠，是一种客观、公平的选拔人才的办法。
《三国演义》第10回有这样一个情节：夏侯惇带典韦来见曹操，极力夸赞典韦勇力过人。曹操就“令韦试之”。典韦“挟戟骤马，往来驰骋。忽见帐下大旗为风所吹，岌岌欲倒，众军士挟持不定；韦下马，喝退众军，一手执定旗杆，立于风中，巍然不动”。曹操不由赞扬道：“此古之恶来也。”(恶来乃商约王之臣子，以勇力闻名)当下封为帐前都尉。
在庆贺铜雀台落成的宴会上，曹操曾别出心裁，考试部下的文臣武将。他以西川红锦战袍一领作为奖品，让武将射箭争夺。整个武官分为两队：曹氏宗族俱穿红，其余将士俱穿绿。大家你争我夺，最后绿袍队中的许褚和徐晃获胜，接着曹操又令文官以纪念铜雀台落成为题目，进献诗章，以显示其才学和见识。
曹操这里运用的考试有两个特点：一是公开，二是公平。这就为大家造成了一个在公众监督下的、平等的竞争机会，对每个人使用同等的衡量本领的尺度。这如同体育比赛，参赛者在一定规程、规则的制约下，在相同时间、相同场地、相同器材、相同气象条件下争夺名次，无一人可以例外。跳高就讲横杆面前人人平等，赛跑就讲跑表面前人人平等。最后的胜利，靠的只能是真本领、硬功夫，滥竿充数的东郭先生混不下去，拉关系、靠后台、走后门在此行不通。任何不公平的裁判，都处在众目睽睽之下，任何偏私行为都会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这样造成的平等竞争机会，才能产生货真价实的尖子，才能更好地促进人才的成长和优异成绩的涌现，也才能推动事业的发展。
访求
隐居林泉，不入时俗，常常是古代一些士大夫的处世之道。因此访询拜求，是广泛网致高贤的一种途径。荀彧向曹操推荐了程昱，曹操便派人到乡中寻问。“访得他在山中读书，操拜请之”，程昱终于归顺。曹操攻下冀州后，令人遍访冀州贤士，得到崔琰。刘备取得荆襄之后，求贤而得马良兄弟。孙策为请张昭、张紘，先是“令人赍礼往聘”，然后“亲到其家”，“力聘之”，终于如愿以偿。诸葛亮高卧隆中，刘备三访三请，才换来卧龙出世腾空起，“一声长啸安天下”。
招聘
招聘是广开才路的一个好办法，可以引来许多有用之才。
曹操陈留起兵，先向各地发矫诏，“然后招集义兵，竖起招兵白旗一面，上书‘忠义’两字。不数日间，应募之士，如雨骈集”，即象落雨一样汇集而来，乐进、李典、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都是在那时投到曹操麾下的。在兖州时，曹操也“招贤纳士” ，遂有荀彧、荀攸、于禁等人来投。孙权“承父兄基 业，广纳贤士，开会馆于吴会”，“延接四方宾客”，“由此江东称得人之盛”。
推荐
推荐是利用人才的“共生效应”连锁发现人才的有效措施，常常收到一而十、十而百的好效果。
曹操经荀彧推荐得程昱，程昱继而推荐郭嘉，郭嘉又推荐刘晔，刘晔又推荐满庞、吕虔，满庞、吕虔又共同推荐毛阶。就这样，曹操的智囊人物短时间便济济一堂。
周瑜向孙策推荐了“江东二张”(即张昭、张紘)，向孙权推荐了鲁肃，鲁肃接着又向孙权推荐了诸葛瑾，张紘又推荐顾雍。以后“连年以来，你我相荐”，文得阚泽、严畯、薛琮、程秉、朱桓、张温、骆统、吾粲等；武得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这些人都成了东吴集团的骨干力量。
诸葛亮没有出山前，有司马徽的两次推荐，有徐庶的走马推荐，其雄才大略已经先声夺人，在刘备的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这就为刘备的三顾茅庐和重用诸葛亮打下了铺衬。
自荐
自荐在《三国演义》中也是选才得贤的办法之一。关羽在汜水关前，正是靠大呼出战，才引起曹操注意，斩了华雄，初露头角。徐庶在新野县城迎着刘备，长歌而来，歌中唱道：“山谷有贤兮，欲投明主；明主求贤兮，却不知吾。”这正是一首自荐诗。如果当年关羽、徐庶摄嚅不言，那么他们的才能，还不知要费 多少曲折，才能为世人所知，甚至可能屈沉一生。
《三国演义》还通过一些情节片断和人物刻划，提醒人们注意自荐可能出现的弊端。西川的张松，自荐出使许昌，其实他是别有他图，怀中揣着个人的小算盘。东吴的孙桓，魏国的夏侯楙，都曾吹得天花乱坠，自请出战，其实都是草包一个，结果导致了失败。
争夺
在千方百计选拔人才和网罗人才的同时，曹操、刘备、孙权各集团都施展种种计谋，设法挖去对方的人 才。曹操为了夺走关羽，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送美女十人，金帛无数，更赠赤兔宝马，封官汉寿亭侯，真可谓费尽心机。
姜维原是魏将，诸葛亮爱才心切，决心收服姜维。他“思之良久”，打听到姜维是个孝子，其母又在冀县，便派魏延虚张声势，诈攻冀县，把姜维赚到冀县。然后施展一系列计谋，造成姜维降蜀的种种假象，逼得姜维无处可去，只得投降。
在《三国演义》里，对人才的争夺有时真是达到了不挥手段的地步。曹操得知徐庶很有才能，为把徐庶夺到自己手下，他按程昱的计策，星夜搬取徐母到许昌，先是以礼厚待，企图让徐母写信召来徐庶；一计不成，又赚得徐母手迹，仿其字体，伪造书信，终于把徐庶骗到许昌。周瑜见诸葛亮计谋高超；曾经令其兄诸葛瑾去说服诸葛亮，让他“弃刘备而事东吴”。无奈诸葛亮不为所动，反而要劝说其兄归附刘备。周瑜看夺 争不成，才决心要除掉诸葛亮。忽视这个重要情节，一味责备周瑜忌贤妒能，不符合《三国演义》所塑造的周瑜性格的全貌。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以丰富的事例和令人信服的情节，从正反两个方面突出宣扬了选贤任能的正确标准，即唯才是举。这和现代成功管理者的选才标准是异曲同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这种今天和过去的彼此认同，说明了“唯才是举”的正确性和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