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服刑的真实经历。。。。

聚虎

我干活时，似乎没有过出工不出力偷奸耍滑的现象。我觉得这与性格有关。往工作面扛柱子的时候，我总是尽量跑着送去，总想着提前一秒钟把临时支护打起来，工作面的人们就少一分危险，而小张、王晋平等总是不紧不慢走着，挨了骂才紧跑几步（他俩真是一对儿，小张把小王都带坏了）。有时细一点的柱子我一个人就扛进去了。不光是这，我还总能默不作声但眼疾手快地递给打支护的人他们所需要的东西。阿金、冉其军、罗忠德都夸我有眼色，老胡不吭声，就是这个老贺，操！好象在心里对我有不满，总想找我的茬。不过他一般找不住。把帮的时候，太累了我也会站直腰拄着锹休息一会，但很快还是会弓腰抡锹装碴。冉其军已经为我换了把新锹，锹刃较锋利，抡起来趁手多了。再加上干了十几天的活，我已经有点掌握了干各种活的规律，在潜意识中分析出哪个动作怎样做才能最省力，倒碴装碴时铁锹扬起的高度和身体倾斜的角度是多少时所做的功最少，等等。其实这不是我专门要去想的：醉都醉了，还在乎多这二两？这也许是人对减轻劳动强度的一种本能反应吧。
　　但是，再怎么省力，这本身就是得吃大苦出大力受大罪的活。唉！
　　下坑期间，除了那些正常的生产任务，我们还下过枕木（机车头把装满枕木的矿斗顶进来，我们卸斗，把枕木整整齐齐地堆在某处比较开阔处。对了，我们用的枕木不是木头，而是一米多长的水泥墩子的枕木，两个人抬一根，死沉死沉！）；扛过瓦斯管（五六米长直径五十公分左右的钢管。刚开始我们还感觉这种管不算重，中空的嘛！但几趟下来就吃不消了：俩人抬着一百多斤的瓦斯管走两里，重啊！怎么不重！一个班扛了近二十根，我的腿直打哆嗦）；……
　　没有一样不是重活。唉，开拓队呀！
　　我下坑把帮近一个月后，老胡开始有时安排我到外面和小四川一起推斗。我不知道这是否来自中队干部的意思，但我深知自己绝对不是个瓜旦（看我这五大三粗凶神恶煞的逑样，谁下谁的瓜呀！）我根本李不上想这些，能轻松一个班算一个班！最起码离工作面远一点，能少吃点岩尘啊！
　　等推开斗，我才发现这也是个力气活。唉！开拓队，真是没有个轻活。
　　机车头顶进本班所需的空斗后，我们把卷扬机的钢丝绳套住空斗前的鼻子，一次放进副巷两个，装满碴拉出来后，我们要抓紧时间把这些满斗一个个推到前面——斗太多了，不能让它们堵住路使后面的满斗放不出来。巷道内的轨道基本上是水平的（坡度稍大，空放着的空斗或满斗便会自己滑动，相当危险），而要在水平的轨道上推着一个装满石碴的斗往前走好远，也是件苦差（不过比把帮强多了）。而且，小四川主要往副巷里放空斗，外面推斗的活一般是我一个人在干。斗太重了，静止放在轨道上时我根本推不动，大小便失禁地用力也推不动。小四川帮着我推着使碴斗在轨道上走动开后，我就借着这股劲往前推。说起来是推斗，其实手和臂才有多大劲儿呀，我们就是用肩膀往前顶，这样才用得上浑身的力。当我身体前倾与地面接近30度拼命往前顶时，突然感觉自己这姿势象极了油画上黄河边的纤夫。是的，姿势象极了，只需把工作环境变一下，低头弓腰身体前倾双手抓地的我也可以上油画的。
　　其实，我感到吃力，是因为自己“力气没长全”而已。1996年，我21岁。按老犯人们的说法，男人到了二十六往上，力气才能长全，腰上才有劲。如果从小吃苦出力，就会早一些。所以，小四川虽然身材矮瘦，但推起斗来他比我力气大呢！还有，我师傅冉其军，那力气更没法说，他入狱前就曾在火车站打过短工，他说一百斤的盐包他一次扛四个。在社会上仅为挣口饭吃尚能如此有力，到劳改队下了坑，为了不挨打，应该是更舍得卖力的。二十四中队三组值星员乔三龙，彪形大汉一个，有人亲眼见他用双拳击打静放在轨道上的碴斗，硬用拳头把这个矿斗打得缓缓向前行！还有，我以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背水泥时最多一次能背三袋：三百斤。但是二十四中队的吴良诗比我强多了。吴良诗，四川籍犯人，小个子，他曾与别人打赌背水泥，在他弓下腰后，别人往他背后叠放了七袋水泥！七百斤！比他的个子还高！并且他背着这七袋水泥走了十多米！我后来到了二十四队时见过这个不起眼的吴良诗，他背水泥的事被不少人津津乐道。我虽然没亲眼所见，但是我也相信，因为每年“五一”比赛拨河时，小个子吴良诗总是做为主力处于第二、三把的位置，必然有着非凡的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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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我推斗的日子里，我挨过老贺的一耳光，这是我下坑期间唯一一次挨打，也是我三年半劳改生涯中唯一一次挨打（无论干部还是犯人）。有一天我和小四川一起到外面往下放碴斗。那天一米二的进度打了一米四，碴特别多，碴斗两个两个被放了出来，我死命往前推，可能有那么两次我俩动作慢了点，“Z”字形巷道的左下角就堆住了几个斗。我和小四川不紧不慢往回走时，老贺迎了上来，扬手劈脸就打了我一耳光，又一脚把小四川踹得连打两个滚：“磨蹭！磨你妈们的板鸡了磨！老子叫你磨！”我俩自知理亏，赶紧撒腿往回跑，玩命地把碴斗往前推……
　　这次挨打，是我活该，谁叫我有点得意忘形了，没有以全组的生产任务为重呢！
　　从这次起，每当暂时无斗可推时，我总是进副巷里拿起大板锹在最后面把帮，心想反正这活也不太重，自己的身体已经适应了，有空了把把五帮也好，能给别人留个好印象，没必要象小四川那样一有空了就坐着躺着休息。人家是从二帮干出来的，咱现在被安排在外面推斗，是照顾，也是老胡在押注。但是，如果自己以后上不了地面呢？如果我一年半载回不了中队当勤务犯呢？那就不会对老胡及三组的组员有所帮助和照顾。那么，我还会被要求回工作面把帮。如果我象小张那样拣片树叶就不发是森林，在受照顾期间得意忘形，那我再回把帮时就不会是五帮了，而有可能是四帮、三帮，在勾木板、撬棍的监督下几小时一个姿势地弓腰低头抡大板锹……
　　所幸没有如果！所幸我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大汗淋漓地想。
　　在上马街跑号时的那个恶梦警示了我：无论身处什么环境，只要有机会一步步爬上来，就要站稳每一步，既要瞅准机会再向上，又要努力维持着不掉下去，还要为如果掉下去后所处的环境提前做好准备。就是说，人，无论干什么，尽量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前路能走到哪谁也无法预测，但能不能给自己留条好点的后路，就看自己了。
　　至于说自己有肝病，从事这种超强度的体力劳动不好，唉！哪顾得上考虑这么多许多！走一步算一步，混一时混一世吧！
　　于是，我还是跟着每天出工16里、收工16里、爬大坡、每天把帮、推斗、大板锹；每天三大件、脏窑衣、凉的墨水澡；每天出工收、抿圪抖、两烧饼的班中餐；每天政治课、技术课、文化课；每天黑手、脏床单、黑眼圈；每天累、饿、困；每天痛苦、无奈、煎熬……日复一日，我已经逐渐适应了这种劳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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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坑是三班倒的。早、中、夜班每周轮换一次。但无论出哪个班，下了坑干活时身边都是一样的黑暗。早班最接近正常生活；中班是中午一点多出工，等收工回到监舍吃完抿圪抖就半夜一两点了，早上八点左右就起床洗漱，因为八点半就要准备上课；夜班晚上九点多出工，等收了工吃完抿圪抖一般是次日上午九点多，然后睡到下午四点多起床。对于某些睡眠质量差的人来说，中班和夜班的休息时间里难免会受到监舍内说话吵闹的影响，但对于我和那些把帮的人来说，根本没睡不好这一说！任旁边雷霆万钧，只要值星员允许休息，我马上可以一闭眼就睡着了。象检验厌食症的存在与否一样，检验失眠症的存在与否，854副巷便是不唯一的标准操作平台。
　　周一的政治课是由各中队的指导员来讲的。每个人不管能否听懂有否兴趣，都得睁大眼睛坐在小凳上听，谁也不敢打瞌睡。周三、周四的文化课上，由于教初三语文和数学的老师都认住我了，我便有点特权，可以在教室最后一排趴桌子上小睡一会补补觉，而没人因此而扣中队的分，于是我珍惜每次文化课的机会而满怀感激地呼呼睡去；周二周五的技术课上，学习委员柳大荣经常把我叫进文化室里面的一个小套间——他的办公室，在里面帮他抄抄写写、批改作业。
　　柳大荣还有半年多就可以减刑出狱了，中队已经从把帮的前线抽回来一个叫齐森的犯人，辅助他管学习（此职位犹如中队的生产委员和管生产的之间的关系）。齐是初中毕业，还算有点文化，写的字象瓢泼大雨但很有个性，貌似潦草却也整齐。他有时也把准备往监内小报社投的稿拿出来让我修改。语句大致通顺，事实基本属实，但若说是新闻稿却已不新且罗嗦了，若说是事件报道却没什么突出点。看着这些似曾相识的方块字，看着自已握着稿纸的两只黑手，我苦笑着给他点出了几处缺点。齐是祁县人，后来与我打交道甚多，关系不错，出狱后还曾互通消息，不过那是几年前的事了。
　　柳大荣是四川人，自知身为外地籍犯人能混成学习委员的艰辛，故在平时的工作中很努力。他身强体壮，打篮球时人送外号“坦克”——没什么技术，只凭身体壮，与别人无所顾忌地硬碰硬。据听说下坑时可是个好二帮咧！柳大荣的字象狂风刮过的柔弱的小草：细长且齐刷刷倒向一侧，其出的墙报、板报等的板书均有此柳氏特色。他方脸豹目甚是凶恶，不过与我闲谝说笑时笑起来却也憨态可掬。他说自己在老家上初中时每天打架逃学，后来勉强混了个初中毕业证就出来打工了。能在二十三中队当上学习委员纯属偶然。当时中队的学习委员下出监队了，一百多个犯人中实在没人了才把他抽回来，每天在电警棍的督促下向郝指导交一张钢笔字和一张毛笔字：“挨逑的！我干活几年也没挨过打，抽回中队后真没少挨电警棍！刚开始我哪会写毛笔字呀！在办公室里郝指导一手拿着我交上去的字，一手用电棍往我身上吱吱重捅，还部我知不知道什么叫乱世用重典重症用猛药，我呲牙咧嘴疼着说不知道，他一边继续捅，一边让我回去查字典，再写篇感想交给他。挨逑的！”柳大荣说至此腼腆地笑了。我和齐森也会意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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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大荣性格豪爽，当着我的面毫不避讳地告诉齐森：“你！以后跟着白露多学着点！”我满脸惭愧地摆着黑手表示不敢当，他拍拍我的肩膀：“不是我吹，顶多三个月的劳动关，你绝对会抽回中队来。”
　　所以，在收工后或礼拜天，老毕带着全体犯人去干什么杂活时，我经常被以各种理由留在文化室。柳大荣自豪地说：“这几年改造环境变了，哪怕犯人不干活，也不能把学习上课这些思想改造方面的东西落下。老毕他管不住我！要是以前？学个逑的习了！管生产的兼着学习委员应付一下检查就行了……”
　　但是，有一项集体活动我无法避免。那就是：剃头。
　　《规范》有规定，罪犯一律留寸发或光头。寸发那是大油们的象征，我们一铲全是光头。在号子里剃头时用手推子，犁过后脑袋上常有一道道的头发垄，在这儿我们用剃头刀，就是小理发店里刮脸用的那种。
　　每个中队都有四五把剃头刀，由积委会主任保管。每月刮两次头。到月中、月底，老毕便会把刀和磨石拿出来，由各组稍懂点剃头的来掌刀。其实完全不懂也没啥，这是剃光头，不管你左一道右一道，只要最后刮光即可。有个笑话说人的胡子最硬，这话说得对：胡子茬、头发茬确实很硬！崭新锋利的剃头刀刃，刮两个头下来，便会被这些毛茬打出小缺口。党很人道很周到地为我们配备了磨刀石，可是，一个井下中队一百多犯人，谁有那时间和耐心去磨刀呀！所以，剃头的犯人磨一次刀，就得刮十多个头，我们这些板油理所当然地排在最后了（中队的几把刀都旧了，再磨也磨不很锋利，值星员这几个排在最前面的，也好不到哪）。当中间布满十多个小缺口的刀刃划过头顶时，感觉象有十向个尖锐的小钉子在头皮上拉。我实在受不了这种尖锐的痛楚，眼里不知怎地就涌出了泪。等脑袋全刮完后，我的头皮疼得象快要爆炸的样子。可是让别人看，也没有血口，只是布满了一道道的红印子。头皮不能碰，手摸一下，生疼生疼，洗头时也就不能打肥皂了，只在凉水管下不停地冲，感觉才好一点。头发的碎屑嘛，有就姑且有着吧，过两天再好好洗。老犯人们说，谁也疼啊，每刮一次就得疼两三天，不过多刮几次就习惯了。确实是谁也疼，我看他们在刮头时也疼得满眼生泪，任一向多嘴多舌满不在乎的硬骨头阿金也扛不住，刮头过程中不停地骂着操刀的这人。但是，更为痛苦的是在出工的时候：干活时头上出的汗中的盐分渗入头皮中的伤口，头顶的感觉象一首歌的名字：《火在烧》，虽然用防尘水冲一股会好一点，但是咱得把帮呀，别人不都是在忍着痛干活么。于是，我又咬牙抡起了大板锹……疼痛的唯一好处就是让我格外清醒，疼得让我睁大了小眼睛，看什么东西也似乎比平时清楚。收工洗澡时，唉！再疼也得把凉墨水往头顶上撩呀，再疼也得用两遍洗衣膏和一遍肥皂来洗头呀！唉！那个疼呀……现在想起来我仍心有余悸。站在乌黑的水池里我真想抱着头落荒而逃，可是，能逃到哪？胆敢翻墙越狱是会被击毙的；我也想冥冥之中突然有人伸出手把我拉出苦海，可是，没有，那就麻木地熬着吧；我还想家，想爸爸，想妈妈，想哭，可是，有用吗？没有，就用痛苦把自己麻醉吧。仇恨在我心中蔓延。这不是熊熊燃烧的烈火，而是渗入肌体每个细胞中的不可逆转的除非我死掉才能被摧毁的仇恨。它不是针对哪几个人的恨，而是范围很广的空洞的对不知道什么东西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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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营不双休。但是，从周六下午早班收工后开始，柳大荣就会把电视打开，一直放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太晚了会有内看队来查（有时有了好节目，等把组员们全撵回去后，积委会几人会悄悄把电视打开接着看）。周日，电视会从早上一直开到晚上十一点。
　　无论在哪个中队，我发现最受犯人们欢迎的还是中央六台的电影频道。其实六台也就是拿些旧电影翻天覆地地在放，于是犯人们虽然深知每部影片的每个情节，但仍乐此不疲津津乐道。中间插广告时，经常会有几人跟着电视高声背诵那些快把耳朵磨出茧的广告词，引起一阵哄笑。文化室里弥漫着可爱的暖暖的气氛。没办法，我们只能看电影。它不象电视剧需要每天跟着看（在晋普山十七队时他们曾每晚跟着看《英雄无愧》），也不象新闻那样枯燥。我们没人看新闻，都知道那是骗人的：所有电视报纸的新闻报道，除了日期是真的，其它都有可能是假的。我们也不看天气预报，地面无论严寒酷暑，下了坑把开帮都一样。况且，家乡的阴晴冷暖与我逑相干！别人都把我遗忘，我干嘛要去牵挂他们！不如就看几部旧电影，哪怕能背下故事情节来，也能瞎开心一会，在简单中麻木，在重复中沉沦。
　　偶尔也有几个大油在周日上午要看《东南西北中》。这是个综艺节目，女主持人有时穿得不多，女演员们有时穿得更少，还很紧，举手投足间勾勒出饱满的胸、纤细的腰、肥硕的臀，看看这些五彩缤纷花里胡哨春色无边，就能晚上做个春梦跑一马了，就能提醒自己还是个男人。
　　我很少看电视，有那时间还不如多睡一会补补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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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十一”了。
　　　　监内要举行每年一度的以中队为参赛单位的“迎国庆歌咏比赛”，每个中队必须唱三首。其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好”是必唱的，第三首可以从“歌唱祖国”、“长征”、“横断山”等等之中选一个。段指导的意思是：重在参与－－我也不会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们犯人里面也没有这种本事，咱就选个最简单的歌唱祖国，再把这三首歌唱齐，唱响，就行了。
　　　　于是我们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休息时间全被用来唱歌、背歌词。这是一项重要的改造任务，谁若敢稍有懈怠便会看到电警棍飞舞的蓝色小火花并近距离地感受一下它的温暖与快感。每个犯人都把歌词抄在政治作业本上（段指导要求：抄歌词便是一篇作业），出收工路上经常能听到有人哼唱——不是为了陶冶情操，实在是怕背不下来后挨打。出碴钉道时，漫天飞舞的岩尘中，时不时会有个平素沉默寡言的把二帮的犯人突然站起身大声问：“建设了敌后根据地后面那句是什么吃多了吧？”旁边哄堂大笑：“吃逑！光你妈想了个吃！是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于是他继续弓腰埋头抡板锹把帮。原来这位蔫瓜也怕电警棍戳呀哈哈哈。
　　　　背歌词这些对于我很容易。歌咏比赛给我带来的唯一不便便是我的休息时间又少了点——合唱就得大家在一起排练，就算怕瓦罗地来了，他也得站在队列中间与南郭先生们一起纵声高歌。每天收工后得练，周日也得练，可恶！
　　　　教育科有给各中队发下的简谱。段指导哼出过门后告诉我们在哪儿可以开始唱。但他不认识简谱，两首必唱哥好说，牵头驴过来也能唱出过门，因为太深入人心了，但“歌唱祖国”前面的骚——骚骚骚法眯瑞刀，他就拼不出来。虽然也知道5是骚，但站在我们队列前的椅子（冒充指挥台）上骚了半天，老是感觉不对味。他抬头四顾，管学习的柳大荣和齐森惭愧地低头不敢与之对视，老毕干活是把好刷子但接近于文盲（初中毕业证是在劳改队混的）。段指导又把目光投向他老乡王权力，因为王年轻，看上去要机灵一点：“你！会不会？”
　　　　王权力哼哧地说：“我，呃，只会打拍子。”
　　　　“滚！打拍子就是手一上一下，随便拉个组员出来也能打拍！”段指导火了，中队委以重任用来辅助干部对犯人进行思想改造的积委会这几个成员，居然——唉！
　　　　“白露！”
　　　　“到！”我一激灵赶忙应了一声。我太累了，排练时我总是站在队列中闭眼眯一阵。睡不着？养养神也好啊。身边乱糟糟随他们吵去，我只在该唱的时候张张嘴哼几声就完事了。我眼睛小，又有镜片遮挡，低头眯一会一般不会被干部发现。但是这一声，的确把我吓出一声冷汗，下意识地“到！”一声后，睁大惊慌的小眼寻找声音的来源。
　　　　“你会不会简谱？”噢段指导是问这个呀，看来不是说我偷懒睡觉。于是我心释然。
　　　　“呃，会一点。”我心虚地说，因为我也仅仅知道1234567是刀瑞眯法骚拉西而已，至于节拍、音符这些，委实不太懂。
　　　　“过来！看看这个过门咋唱了是！这么难！”可爱的段指导在为自己做辩解。
　　　　“是！”我应声出列，小跑到段指导身边，接过印着谱和词的八开纸，在心里大概哼了一下，告诉他：应该是骚……
　　　　段指导恍然大悟，摇头晃脑用脚踩着拍子骚了半天后宣布：“好了，你们听着，在这儿你们就开始唱……”
　　　　我低头准备回队列中时段指导叫住了：“别走！你指挥着唱一下，我看看怎么打拍子，别让比赛时我和乐队合不住。”段指导又一次展现了他可爱的坦率。
　　　　我开始指挥组员们歌唱祖国。积委会几人很会察言观色地站进队列中跟着唱。看着他们，再看看自己又脏又黑的双手，还有黑眼圈，以及下坑后的大板锹，我心中没有丝毫暂时凌驾于人之上的得意，而只有苦笑——我算个鸡巴什么东西，也配站在这儿指挥大家。
　　　　劳改队的歌咏比赛，有花样就比花样，没花样就比嗓子。唱歌又不是写字，尽管扯直喉咙就是了，没有难度。于是我经常听到阿金尖利的跑了调的南方口音很不和谐地飘浮于别人的合声之上：“我们勤劳，我们勇敢，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现在我分析，阿金似乎是起调起得高了）。
　　　　由于本着“重在参与”的指导思想，我们在此次歌咏比赛中夺得了第三十名的好成绩（荫矿共四十二个中队，有两个队只有编制没有人员，还有两三个中队犯人太少，没参赛）。
　　　　爸爸曾给我来信，说过了国庆来看我。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这天我出中班，上午在文化室上课时，接见室电话打到中队通知白露接见（外地籍犯人，如果出工后有家属来接见，会把电话打至坑口调度，再打到其工作面通知此人上坑洗澡接见的。党的人道可见一个斑）。
　　　　我早就打听好了，犯人的工种调动，有的中队指导员说了算，有的中队是中队长说了算，而二十三中队属于后者。老犯人们还告诉我，这儿的接见室是隔着玻璃打电话的，干部在旁边监听，不敢乱说话。于是一听到要接见，我马上用圆珠笔在左掌心写了“中队长　王”这四个字。我想父亲看到后能明白我的意思。
　　　　时间很紧，我本来还想用肥皂香皂尽量把眼圈、手背上褶皱里的煤屑洗掉些，以免爸爸看了心酸，但是干部已经在下面催了。
　　　　接见室离中队不太远，出门左拐走一小会就到了。经过狱政科的犯人检查后，我被带上二楼接见。
　　　　接见室真大！中间的一道顶到房顶的玻璃隔开监内监外两个世界。玻璃两侧的台子上放着一对一对的电话。这比晋普山先进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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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又看到爸爸慈祥的面孔和慈爱的眼神了。想起这近一个月来每天超强度劳动后的疲惫，想起每天那乌黑潮湿的窑衣和肮脏发凉的洗澡水，想起工作面的炮烟、岩尘、大板锹，想起累得要死的把帮，我不寒而栗，真想大哭一场！哪怕默默流泪也行啊！
　　　　但是，我不能。我笑着向父亲点点头。
　　　　电话机上的指示灯亮了，表示干部已经在监控室接通电源开始监听了。我和爸爸拿起电话机：“爸，最近还好吧？”……
　　　　爸爸应该是第一次见我如此狼狈：虽然儿子依然挺拔，但面容有掩饰不住的憔悴，虽然儿子依然谈笑风生，但镜片后的黑眼圈和握着电话听筒的手上的黑色煤屑，说明在这儿受了多大的苦。
　　　　“你信上说，现在，下坑了？”
　　　　“嗯，不过已经习惯了。”
　　　　“累吧？”
　　　　“呃，还行，不要紧。”我张开左手，亮出掌心的四个字，“这个，估计以后能给我调个工种，就更好一些了。”
　　　　爸爸点点头，他懂了。
　　　　又聊了一会，半个小时到了。电话机上的指示灯灭了，我们握着听筒却突然听不到对方的声音。爸爸比划着有给我买的东西，看还需要什么他再到下面的小卖部去买。我微笑着比划着说不要再花钱了，我很好，什么也不缺……
　　　　当我抱着一堆东西从接见室下到一楼后，狱政科负责检查的犯人又翻了一通，拿出几筒饮料让这儿的干部及他们自己喝，然后才挥手让我抱着东西回中队。
　　　　这天的中班出工后，老胡指挥着打了一米四的进度。倒是超产了，但碴也多，更重要的是顶、帮悬空部分的面积扩大，危险也随之增加很多。出碴钉道打支护时动作必须加快，那个累呀！……收工后吃过抿圪抖躺在床上，半梦半醒间我依稀记得今天爸爸来看过我，他也明白了我希望他能托关系让王队长为我调个工种的意思，但是，什么时候才能美梦成真呢？我不知道，就让我在梦里忘记明天还要把帮吧！在梦里，我见到了鲜花、白云、广阔的蓝天和新鲜的空气，还有在小时候那个简陋却温馨的家里，爸爸妈妈笑咪咪地坐在饭桌边等我……
　　　　事已至此，我在此案中的定罪以及判刑上面，我已经认命了。就是说，目前我已经到了劳改队服刑，这儿属省司法厅劳改局管，与公安、检察院、法院已经完全脱了干系了（我是这样认为的）。在劳改队里，我如果混得好，就能多减点刑，如果混得很板，顶多实住六年半后出狱。
　　　　但是，一切皆有可能。
　　　　之所以说“为什么我的眼里总含着泪，因为对这片土地实在怕得深沉”，就是因为人生未来的不可捉摸性。本以为早已被我摆脱了的，其实一直如恶魔般尾随在我身后。
　　　　有一天早班收工后，小邸通知我：“白露！二楼干部办公室！指导员叫你！”
　　　　我当时很累，很想随组员们一起到操场外面喝口水，坐一阵，休息一会。心里还想能有啥事呀叫我？真是的。
　　　　我站在警戒线外，喊：“报告！”
　　　　“进来。”
　　　　一迈个办公室，我怔住了：除指导员外，办公室里还有三四个穿警服和便服的人。我认识其中一个：赫然是太原市检察院的三把剑之一、我的公诉人韩少峰！我的心圪登了一下开始往下沉：来者不善！
　　　　韩检察官指指身边的人：“白露，这几位是市检察院法纪处的，找你了解些情况，你要老实回答。”
　　　　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开始发问，有人摊开询问笔录做记录。
　　　　他打开桌上的一个纸包，露出案发时我手中的水果刀：已经断为两截的水果刀：“这个，是你当时的做案工具吗？”
　　　　这深红色的塑料手柄，和旁边的七公分长的刀刃，又让我想起了1992年12月13日夜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的，这是我的小刀，但是，四年以后旧案重提，他们意欲何为呢？韩少峰虽然是我的公诉人，但我能感觉到他似乎并无恶意，但他特意介绍说这几人来自检察院法纪处，有何用意？法纪处，顾名思义可能是对检察院等司法系统的大盖帽们进行司法活动的过程予以监督的，他们此番前来，是想借此调查曾经在此案中帮助过我的人？还是要查那些曾帮助过原告的人？应该是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可他们突然把那把小刀——案卷中的“凶器”调出来让我重新指认，这是准备引出什么话题？这，是我的小刀，但如果他们买个一模一样的小刀，一折两断后让我误认，是否随后就可以一步步诱导出其他什么？那么，现在，我不能承认这是我的刀。
　　　　脑子里霎那间电光火石般闪过这些想法后我说：“时间太长了，我忘了。看上去有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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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人交换眼色，短暂的沉默后继续发问：“你在南城看守所时，最先承认的是……？还是……？是否是在别人的诱导下你改口的？”
　　　　此言一出，我全明白了：“忘了。案卷上是怎么写的，我当时就是怎么说的。”
　　　　……
　　　　随后的几个问题，不管问什么，我都平静地告诉他们：我现在已经认罪服法，在劳改队服刑。几年前的事，全忘了。
　　　　其实这平静下面，隐藏着愈聚愈厚的愤恨。
　　　　最后，问话的领导恼怒地瞪了我几眼，心有不甘地挥挥手，示意我可以出去了。
　　　　回到监舍后，其他犯人问我是谁找我。这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愤怒、委屈，泪水哗哗流了下来。我真没想到，自己已经认命了，已经被判了十年了，已经失去很多了，已经从晋普山转到荫营了，已经由考核组转到六大队每天下坑劳改把帮了，已经是以失败者阶下囚的身份苟活于世、浑浑噩噩偷生于854副巷了，原告却如此阴魂不散死死纠缠着我！赵廷富你非得取我性命不成！有种你来拿！老子与你同归于尽！
　　　　我也不想哭，毕竟现在自己已经不是可以随便流泪的年纪了。可是这不争气的眼泪却偏偏不停流下来。我很惭愧，拼命用脏兮兮的手背去擦，好大一会才止住。
　　　　老胡安慰我：“逑的事也没有！真要有事，早一绳子就把你捆回太原号子里了！他们来这儿提你，还是证据不足！怕甚咧！大不了人家有天大的关系，把你枪毙了吧，那你也比死的外货多活了几年么！”
　　　　如此极端却简单直接的假设有效地化解了我心中的担心。我止住泪水，可是心底的仇恨又增添了几分。
　　　　事后有人（估计是老胡，这是他的责任）向指导员汇报了我这一情绪波动。段指导找我谈话时也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太原检察院本事再大也管逑不住这儿。我对这些可爱的哄三岁小孩的话表示由衷的相信和感谢。
　　　　风波过去了，但它的影响却深远得很：它提醒我，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小心谨慎提高警惕，因为有仇恨的眼睛时刻在暗中盯着自己。

聚虎

过了十一，我们就统一换上了囚服冬装。囚帽如同文革时的黄军帽，只是深蓝色的。衣服也是深蓝色中山装样式。我们普通犯人还穿着白边布鞋。中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大油穿着回力牌帆布白球鞋。到了十月底，已是寒风瑟瑟秋意萧萧，山里的气温要比社会上低几度，我们纷纷加上监狱给发的棉衣裤。当然也有棉鞋，可是臃肿笨拙不好看，我们不常穿，还是以白边布鞋为主。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下坑前换窑衣时，棉衣裤已经把小铁皮柜里塞满了，再也放不进去棉鞋。
　　　　下坑时我也学着老犯人的样把棉衣披在窑衣外面，干活的时候同水壶一起挂在后面。不披上不行了，出收工在坑口调度楼前等候时，那一股股穿堂风阴寒得很！
　　　　我已经基本上习惯这种生活了，经常开心地与别的犯人逗嘴说些荤话（好象自己深谙两性知识，其实不然，我只是把号子里王德智他们说的转述而已），也经常与小张开玩笑：别人按住他时，我们一拥而上捏胸捏臀肆意取笑。下了坑把帮推斗，回到中队吃饭睡觉。手心里有了不少茧，手背、脸上的煤屑早就习惯了。如果扔了这一副眼镜，我就是一个标准的下坑的劳改犯。
　　　　1996年11月1日上午，我们组夜班收工吃了抿圪抖后，小邸过来了：“白露！二楼办公室指导员叫！快点！”
　　　　报告进门后，段指导问：“你到中队俩多月了，咋样，习惯么。”
　　　　我自豪地挺起胸膛：“习惯了。”
　　　　“嗯，现在又要给你换个改造环境，你一会回去收拾铺盖和东西，调队！”
　　　　我有点懵了：怎么回事？好好的怎么又调队？我好不容易才习惯了井下生活、熟悉了二十三队的环境，为什么又要调队？为什么？
　　　　我嗫嚅着问：“指导员我能不能不调队？”
　　　　“嗯？不行。调到哪里不是一样样改造了！”
　　　　“可是……”
　　　　“马上回去收拾东西，一会就走！”
　　　　我满头大汗退了出来，找老毕开了储藏室拿东西，然后收拾铺盖卷。
　　　　为什么？为什么命运总是一次次把我从熟悉扔进陌生？为什么总是如此捉弄于我？想起前几天来提审我的人的咄咄逼人的口气，我对这次调队满怀警惕的同时感到巨大的愤懑和失落……
　　　　“白露！”
　　　　“到！”听到段指导在二楼叫，我赶忙应着抱着铺盖卷跑下去。
　　　　“一！”我报着数随他跨出中队门。
　　　　抱着铺盖卷跟在干部后面更换环境，这个动作在几年中已重复了好多次了。无论从南看的三院调到五院，又调回三院，又转到上马街，之后是东太堡、临汾三监、晋普山、荫营入监队、六大队、二十三中队。唉！这近四年磕磕碰碰一路走来，经的事太多了。往事不堪回首，而这次，依然是走向一个未卜的前途。不过，再苦再累，能比得过854副巷把帮么？一念至此，我的心释然了许多。
　　　　穿过大院，从教育科大楼的一侧拐上去，又是一个中队。这儿虽离大院近，但挺不起眼，我以前每天在出工通道上经过，还没发现这儿还有个中队。
　　　　“一！”我报数进了中队的铁栏门。经过左侧的一排窑洞，上了一截楼梯，右拐进了楼道。绕过照壁便是监舍的楼道，有戴红袖章的坐班犯在楼道转悠。
　　　　段指导进了楼道正中的干部办公室，叫我也进去。
　　　　“报告！”
　　　　“嗯进来吧。”
　　　　我从门外的警戒线外推门而入，铺盖卷就放在门外地上。脏就脏鸡巴去吧，人都是政府的，铺盖脏了算个逑！
　　　　段指导与一年长的干部寒喧几句后转向我：“以后在这儿好好改造吧。”然后离去了。
　　　　他走了，又把我独自一人孤零零地扔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我有点害怕，有点手足无措。
　　　　面前的干部简单登记了基本情况后，对我讲了几句话。他不知是哪里人，口齿很不清楚，有点象南看三院的老朱。我很费劲才听懂几句：他姓韩，是这个队的指导员。
　　　　最后他问：“你知道叫你过来弄甚来，嗯，弄甚来。”
　　　　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又说了两三句，意思可能是不知道就算了。以后不管干甚都要好好改造。然后他带着我出来，进了斜对面的一个监舍，指着一张上铺让我把铺盖放下：“没事就背规范！”之后转身走了。
　　　　我打开铺盖卷，站在地上整理好内务，然后拿出规范本小心地坐在一个下铺的沿上，等着。这儿号子不大，五张床十个铺，被褥都干净整齐，可是好大一会也没人进来。他们呢？

聚虎

一直到半下午，才陆续有人进来出去，不过没人与我搭话。傍晚时分，有人揉着惺松的睡眼进来，从床底下拿了脸盆去洗脸。晚上七点多，涌进四五个衣着光鲜的犯人。为首的这个别人都尊敬地称为“老五子”。听他们谝的内容，好象刚从哪个中队吃饭回来。这种派头是二十三中队的主任、委员们从来没有过的。看着他们几个因饮食讲究而很是红润的脸色，和身上干净整洁似乎非同一般质量的囚服，以及旁若无人的态度，我很局促，很拘谨，因为他们在劳改队里所处的阶层高出自己太多。我不习惯。
　　　　老五转向我：“那是谁。”
　　　　有人抢答：“可能是教导员调过来的那人。”
　　　　“哦，是东海要的人？”他若有所思地简单问了我一些情况。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只能隐约地感觉出一些说不出来的东西，但还是忙站起身恭敬地回答。
　　　　他们又闲谝了一会，有人进来说哪个队的干部来找老五有事，几人便又一涌出去了。监舍里又只剩下我一人。真搞不懂这个中队的大油们。
　　　　晚上上课时，也没人来叫我！
　　　　然后听到夜班背规范吃出工饭，乱糟糟的。我也饿了，但居然还是没人来叫我。
　　　　听着出夜班的生产组在下面背规范整队准备出工时，楼道坐班犯过来叫我下餐厅吃饭。
　　　　出了楼道右拐有个狭窄的伯架子楼梯，最下面是个小院，半中间拐弯处是餐厅。不大，也仅摆了四张条桌而已。
　　　　餐厅勤务犯给我端来出工饭，但还是没人与我拱腔。
　　　　吃完饭回到监舍，我终于明白了一点：自己似乎真的不用再下坑了？
　　　　难道这是真的？真有如此好事？我心里按捺不住地欣喜若狂。不过我还是没搞清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也就还不敢确信。
　　　　“但是，”我在心里提醒自己：“就算真的被抽回地面，也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有可能使自己重新回到854。所以以后还是要牢记多听少说，还是要时刻谨记冷静多思，谦和有涵养，慎言稳重……”
　　　　1993年11月1日，我从菜园被转到上马街。1996年11月1日，我从二十三中队转到二十四队。
　　　　这，只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