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服刑的真实经历。。。。

聚虎

不知不觉，我下队已经半个月左右了。每天早班出工后（快六点）我们就起床，跟着王权力打扫公共卫生，然后是长时间地坐着背规范。六章五十八条我是早就背会了。我们四人就是一个临时互监小组。互监组制度，是监狱系统对犯人进行管理上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制度，以三至五人为一组，以类似株连的惩罚方式来要求组内的犯人互相监督。“十不准”第三项就有规定：不准脱离互监小组擅自行动。所以，我们四个新犯人无论干活还是上厕所，都得集体行动。白天我们干活的时间毕竟少，大部分时间就只能干坐着。整个中队静悄悄的，我们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在监舍内遛达，怕挨打。中午吃过饭后，继续坐着背规范。倒是可以坐在小凳上小憩一会。一直到下午五点多，才有可能被王权力叫到操场上走一会队列，活动一下筋骨。
　　队列训练的动作是枯燥乏味的，时间长了我们也不耐烦，略有漫不经心吊儿朗当之嫌。王权力在前面喊操口干舌燥却效果很不理想，窝了一肚子火也没地方撒，便赌气地说：“咋！你们这是想咋了！不能好好走，你们就跑步吧！来，跑步！——走！”
　　我们便偷笑着围着操场跑开了。
　　这是1996年9月11日。
　　我们四人在操场上跑着，一边跑一边扩扩胸，真舒服！天高云淡，已经略有一丝秋天的凉意。在这种天气里跑跑步真舒服。球场上面就是荒坡，不远处就是相隔三米左右的两堵大墙，外面那道墙上有电网，有岗楼，有一个岗楼离操场挺近，里面的武警警惕地注视着下面操场上跑步的几个犯人。
　　感觉不错！我们越跑越快，象撒欢的兔子，连老鬼刘才清都跑得飞快，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每天坐小板凳，骨头都硬了，出点汗真舒服。”
　　是啊，我都有点忘了不知哪天就要下坑呢，真想在这六年半的余刑里，每天都是新犯人，每天坐着背规范，每天这样跑跑步……
　　这时，段指导出现在操场的门口：“王权力！”
　　“到！”王应声跑到指导员两米处站好，听候指令。
　　“把他们四个叫办公室来。”
　　“是！”
　　段指导转身进去了。王权力叫我们立定，整好队后带入办公室。我心里很是惴惴：是不是刚才跑得太快了有点得意忘形了？
　　我们报告报数进了办公室后贴墙站好。
　　“咋？还跑步了？每天坐着不耐烦了？你们下了队也半个月了，从明天起，下组，出工。”
　　我恍如三雷轰顶，恐惧的事终于到来了。不过之所以是三雷轰顶而不是五雷，是因为这几天我已经在心态上调整得差不多了。死狗饶不过剥皮、长痛不如短痛迟痛不如早痛、该死的逑朝开不该死的活了一年又一年……我每天就是默念着这些口诀强迫自己去面对去接受即将下坑劳改这个严峻的现实。但是，我还是感到恐惧，还是想逃避，所以在听到“下组、出工”的命令时，仍颇有“风萧萧兮易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怆。
　　段指导打开办公室隔壁的库房门，指挥着王权力从里面抱出下坑所需物品，分发到我们手里：每人一身米黄色的帆布工作服，一双高筒胶鞋，一顶柳壳安全帽，一身下坑时穿的蓝色棉衣棉裤，一个自救器，一个水壶。然后被告知：我被分在三组，刘才清和王燕军在一组，胡玉强在二组。
　　然后，我抱着铺盖郑和这一堆东西，被带进了三组的监舍。
　　三组今天是早班，组员们已经收工后在监舍里坐着——没人敢往床上坐，床上的内务很干净整齐，床单都是展刮刮的，那是让看的，只有到了睡觉的时候才可以上床，人们全坐在靠墙的一溜小板凳上。监舍也不大，每个监舍里有五张铁架子床，中间的三张并在一起。三组加上我共有二十个人，住着两个监舍。我住的这个是值星员老胡所在的监舍。段指导亲自送我们四个新犯人下组。当我们出现在门口时，里面的犯人全部起立站好。段指导说：“胡鬃，给你们组下一个大学生，你安排一下互监组和以老带新，随后报到我那儿。”
　　“是！”老胡答应着叫我进来。段指导去送其他三个犯人了。
　　我怀里抱的东西满满一怀，很紧张，手足无措。
　　老胡指着最中间的上铺一个空铺位：“先把铺盖放这儿，那些窑衣水壶就扔到墙角，明天下坑就带到窑衣房了。”我听令而行。
　　他又叫另一个犯人：“冉其军，这个人分到你们互监组，你就带着他。今晚上教些他下坑的东西。”
　　叫冉其军的犯人“哦”了一声，过来帮我把铺盖放上床。有人和他开玩笑说冉你厉害呀，带个大学生当徒弟。冉其军笑着说：“咸载史握逮他（二声），裹技舔，硕补顶史踏逮喔哩。”四川口音。他个子较高，圆脸上带着狡黠，也有黑眼圈，手背的褶皱里也全是煤屑，偶尔能看到手心里全是硬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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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告诉我，除了在坑下干活时我在后面把帮他在前面打眼，我不能跟着他之外，其余时间我尽量一直跟着他，他又要监督我，又要对我负责，这就是以老带新，这就是互监组。我连连点头。他又问我有没有秋衣秋裤让下坑时套在窑衣里面，我问什么是窑衣，他说刚发的那工作服和那一身棉衣裤就叫窑衣，坑下阴得很，不穿棉衣裤那小风顺着骨头钻进去，四十多岁人就废了。我说有，不过都放在储藏室里。于是他和老胡请求了一下后，带着我去找老毕开储藏室的门。老毕正好在小邸那儿闲谝。我俩进储藏室后不久，刘才清等三人也由各自的师傅带着进来拿秋衣秋裤。看来老犯人对新犯人讲的下坑注意事项都差不多。回来后冉告诉我，窑衣用不着洗，只有大油们才图个干净有时候把外面的工作服拿回监舍来洗，咱们板油每天干活一身汗一身泥，洗了没用，里面这秋衣秋裤也不洗，你要是有钱，隔几个月换一身，其实不换也没事，反正干开活身上都是黑的，都是湿的，况且收工一洗澡就换掉了。
　　这时小邸叫三组吃收工饭了。冉其军说先说这些吧，跟着我就行了，慢慢就啥也知道了：“尼史打穴省哩，闹滋号永得恨，不技舔酒治刀砸个盖糟发（四声）了。”总的来说，我师傅冉其军还可以，对我没摆过老犯人的架子和骨干的架子（他在组里算得上是个骨干，可以凭此嘘逼别人），下坑后有时还从工作面回来问一下看我能不能干得动。我当然说能了。
　　这是我第一次随组里去餐厅吃饭。我们在餐厅门外的楼道分两排站好。韩文起了个头：“第十条，预备，起！”
　　“第十条不准设立小灶多吃多占集体食物不准喝酒和违反规定抽烟。”我们二十个人齐声背诵规范。这是荫营矿的惯例，餐前由餐厅坐班犯随意抽着背一条规范方可进餐。
　　我们鱼贯进入餐厅里面的套间。韩文和另一个打饭的（忘了是谁）已经陆续把抿圪抖盛进搪瓷碗里给端了进来。人多屋小显得很热，我身边的犯人唰啦唰啦大口吃着，热气弥漫了整个屋子。我们的空间很狭窄，有组员嫌太热想出去到外面的套间吃饭，被韩文骂回来了：“滚回去！想出来？还想做甚了你！”大部分犯人把帽子摘了放在桌上或腿上，把衬衣的扣子解开，不断有汗珠顺着毛茬茬的光头的鬓角流下，胸膛上也沁出不少汗珠，他们的手、脸的皮肤褶皱里都是一道一道的黑，汗珠流到耳边时随意地用这样的手抹一把脸，或者抬起胳膊用衬衣的膀子部位粗鲁地擦一下汗并愤愤地骂着：“咋透咧这么热！”然后看到韩文不在旁边便偷偷跟了一句：“老东西韩文！老子下你的瓜，下你妈你爸的瓜！”引得周围一阵快活的哄笑。
　　我的鼻子酸酸的，心里也是酸酸的：在晋普山的几个月里，我身边的犯人都不算是标准的犯人，这儿，身边这些人，才是真正的犯人，我也是犯人，很快就会同他们一样了……于是我也埋头大口吃起抿圪抖来。
　　老胡吃了一碗便起身回监舍了。一会还有其他组员也吃完饭出了餐厅想回监舍，我们听到被小邸在三楼楼梯口拦住了：“滚下去！你的互监组了！谁让你一个人上来了！滚！”
　　那人想分辨：“又不是光我是一个人上来的……”
　　“滚！等你混成值星员再说！挨逑货五毛还想耍成一块咧！……”
　　餐厅里我们还在吃着，有个叫徐什么金的南蛮子很张扬，他用南方味很重的普通话吆喝着让韩文再给他来一碗，韩文盛给他：“这是第三碗了，你们谁还要抿圪抖？快来，要不挨逑的阿金就夺桶地吃了。”阿金是组里的骨干，身材不高但大板锹抡起来象风车一样飞快。好几个组员递过碗。冉其军打回来第二碗后让我也再多吃一点：“明天就要出工了，吃饱点才能走得动，你这么重，收工时上不了坡我可抬不动你哦呵呵。”我便也吃了两碗，虽然心情有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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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课前的短暂休息时间里，老胡问了我一些大致情况后说，好好干吧，劳动关人人得过，又递给我信封、邮票、纸笔，让我往家里写封信说一声。我很快写好了，告诉爸爸我现在在阳泉一监、二十三中队，现在已下组，即将开始劳动（我不愿提及改造二字，怕爸爸难过），希望有空了来看我一下。信封上的地址落着“山西省阳泉市第六号信箱6023”（有点类似于部队番号）。信写好后不封口，放在小邸的小桌上，第二天早上统一把信交给中队干部审查后封口邮出。
　　这是我转住荫营后的第一封家信。从此以后，我往家里写了好多信，也收到爸爸或其他亲友写来的好多信。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劳改队里家书也是抵万金。出狱后我保存着几年来收到的全部家信，回到家后发现爸爸也保存着我这几年往家里写的信，两厢对照回首往事真是感慨万千！爸爸在信中也从未提过希望我努力“改造”，只是说些家事，谈点历史，以平淡的叙述来表达思念之情以及希望我出淤泥而不染的愿望。
　　晚上近八点，楼道坐班犯的夜班（忘了是谁）叫开了：“早班夜班的，文化室上课了！”
　　今天是技术课。政治和技术课由中队在各自的文化室里自己上课。文化课才由学习委员带队到教学楼的教室上课。我随着冉其军进了文化室。
　　文化室不小，屋角还放着电视柜，所以这儿也是电视房。没下组时逢周六晚和周日全天，我们四人都能听到电视房里传来歌声或武打剧的打斗声，可就是看不上，这以后可是能看了。我们按组整好队，坐在各人带去的小板凳上。冉其军叫学习委员：“大荣，我们组下了个新人，你给发个本子吧。”
　　学习委员叫柳大荣，和冉其军一样，都是四川人，个子不高但很结实，说着普通话。他进里面的办公室拿了个作业本和圆珠笔让别人给我传过来。我在十六开的作业本的牛皮纸的封面姓名处工工整整写上自己的名字：“白露”，标志着正式改造生活的开始。
　　没有干部来讲课，黑板上写着好多技术方面的问答题。我们把这些抄到作业本上即可，然后交上去，由柳大荣在每个本子上写个“阅”字就完事了。组里的大油可以由别人代写，但谁胆敢不写政治、文化、技术三门中的任何一本作业，那是会吃电警棍的，因为教育科的犯人老师查出来某中队的某人的某科的作业本没写完，或上面没有“阅”字（意思是中队干部检查过了），那是会扣中队考核分数的。
　　我很快就抄完了，冉其军转过来看看我的本子嘿嘿一笑：“有文化的人是不一样哦？”
　　我看了一下他的作业本，才抄了两三行，虽然歪歪扭扭但能看出很认真、很努力（作业本上的字迹潦草也是会扣中队分数的，也就导致电警棍）。我又看了看左右其他人的本子，都差不多。有的人某字不会写，看一眼黑板往本子上写一笔，抄一个字就得费好大一会时间。没有人叫我让替他抄作业，值星员老胡也在认真地抄着。那个阿金抄一会变甩甩手腕，用南方普通话小声骂着：“透他妈，抡大板锹都比这省劲呐。”
　　近一个小时后，两个组的犯人都抄完了。我们交了作业本，拎着凳子回到监舍里，上个厕所，脱鞋上床睡觉。
　　躺下后我对今天发生的事做了个小结：“第一，不是因为在操场跑步跑得快才被要求下坑的，而是干部们认为到了让我们下坑劳动的时候了；第二，事已至此，多想无用，咬着牙干吧。这时，我又想起了爸爸，不知他能否为我找些关系调一下工种。唉！家乡离这儿太远了，爸爸还是别费劲地来回奔波了，大不了我吃几年的苦吧。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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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大约五点，迷迷糊糊中我听到有人敲门：“起床！吃饭！”
　　　　我赶紧穿好衣服整好内务后下了床。一小会，我们全收拾好了，和隔壁三组监舍的人一起下到二楼，在餐厅门外背了一条规范后一拥而入。
　　　　今天的出工饭是大米肉菜，很好吃，可惜每人只能吃一碗。
　　　　饭后，大部分组员就不回监舍里了，他们坐在铁门内的楼梯上等着带队的干部来接。冉其军带着我上去拿窑衣这些。监舍里面的内务、板凳这些都已经收拾得很整齐。
　　　　我们下来时，正好带队的干部来了。值夜班的坐班犯（忘了叫什么，他和郑金祥从早七点到晚七点交接班）开了门，我们报数而出。一共二十多人，除三组外，还有电工组一人，瓦斯组一人，管生产的一人（二黄毛已经下队，换成个同阴县的后生，叫王军喜）。
　　　　这是我下队后第一次出中队大门，一出来就是去下坑。抱着满怀的窑衣胶鞋水壶自救器等我茫然四顾，身边全是略显呆滞的眼神和黑眼圈。罢！罢！罢！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且随之下坑吧！
　　　　简单地整了一下队后，我们又背了一条规范，然后左转向前走。二十三队原属三大队，所以这儿旁边全是现在的三大队和四大队的中队监舍。不远处有一扇小门，上写“出工通道”，有狱政科下属的戴红袖章的犯人在值勤。我们报数进去后，带队干部在本子上签了出工人数。
　　　　这个通道好长！上面是拱形的顶子，右后边是围墙，左手边一路走着能看到荫营矿的大部分监区。通道有两个入口，刚才这个是让三、四大队和二十三中队下坑时进入的，半道上还有一个，是让一、二、五大队及六大队的二四、二五中队进入的。通道顶上每隔十数米就是一个灯架，安着两根四十瓦的灯管，很亮，足以让夜班晚上十点出工时、中班晚上一点收工时、早班早上五点多出工时整个通道亮如白昼。每组灯管下面都悬挂着一个长约八十公分高约六十公分的牌子，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名言警句。通道很长，一公里多，这样的牌子有一、二百块，我所知道的警世恒言上面都有，还有许多我闻所未闻的名人名言。第一次见到这么多警句我有点感兴趣（骨子里还有点文人的气息），一块一块牌子往过看，正反地看，老胡见我这样呵呵一笑：“以后可有你看的时候了。”一路看着这些令人热血沸腾、使人醍醐灌顶、催人奋起直追的富含哲理的至理名言，我的心里百感交集：这儿真他妈是育新学校！自己就算没罪看看这些话也会感觉自己是个罪人，是个需要从泥泞中爬起在暴风雨中接受洗礼的罪人，操！
　　　　左手边是一幢幢监舍楼，再往远能看到大墙，还能看到墙外的远山、绿树……
　　　　走了好一会，通道到头了。最后一块牌子很大，上面写着：“高高兴兴下井，平平安安回家。“总的来说，这是一条充满温情和教育意味的通道。
　　　　但是，这温情被一声粗暴的”滚回去！“打断了。出了通道是个大厅，里面有两个戴红袖章的犯人（也属狱政科管辖）在值勤，可能是我们组前面几个犯人进大厅时未报数，便招来一顿骂。在这些地面中队的犯人眼里，井下中队的犯人都是板油，都是低他们一头可以任意打骂的。也难怪，看看人家的正常肤色，再看看我身边这些人灰白的脸和两个黑眼圈和佝偻的身形和麻木的眼神和挨骂后萎萎缩缩心虚气短地检讨自己的不是的样子，尊卑一下子就分得很明显了。唉！我在矮檐下，该低头时且低头吧！
　　　　厅里的一侧有干部值班室，隔着玻璃能看到有戴绿袖章穿警服的内看（监内看守警察）在注视着我们。我们重新报数而入，进入后分两排在桌前站好，再报数。值勤的犯人上来搜身，主要是查烟和火柴，这在井下是大忌。完事后他一摆手，我们报着数从另一侧的小门走出去。带队干部又在本子上登记了出工人数。
　　　　一出门豁然开朗。原来我现在的高度是五、六层楼这么高呀。右手边还是围墙，但左手边远处的下而是高高的坑口大楼，楼顶是八个巨型红色大字：”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听说这八个字每个都是两三米见方，一个字就值两万多块呢）。正前方，是一幢四层小楼：窑衣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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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队的窑衣房在一楼。进去后，大厅由并排摆放着的铁皮柜子隔开了23、24、25三个中队的空间，各占了三十平米左右的区域。每个中队里面的布局都一样：四面是柜子，中间也低低地摆着几组，上面铺着褥子，让看窑衣和勤务犯休息。
　　　　冉其军让看窑衣犯给我安排个柜子。这是个五十岁左右的高个子河南老头，他打开最下面的一个柜子：”这个以后就是你的了。“
　　　　放窑衣的柜子和社会上两开门的铁皮档案柜是一样的，冉告诉我把身上所有衣服脱下来放到一侧，穿上窑衣下坑。我脱裤衩时有些犹豫，但看到别的犯人都利索地脱了精光、换上乌黑肮脏的窑衣后，我也脱了。
　　　　我以前从未接触过工厂、工人，乍一穿上窑衣，还有一丝新鲜感。他们的窑衣都已经很黑很脏了，高筒胶鞋也很旧了，有的上面还打着几块补丁——冉其军告诉我，窑衣几个才给换一回新的，雨鞋一年发一双，可是下坑最费鞋，还经常会被轨道中间的石子划破，家里来接见的时候可以让多买两双送进来，接见室的小卖部有卖的。我看到有人往脚上裹了好几圈布条后才穿雨鞋，冉撇撇嘴小声说：“那是装逑！正儿八经干活的谁裹那些！”我有些听不懂，可也不敢再问。
　　　　穿好窑衣，戴上柳壳，背起自救器和水壶，我们到厅里集合。操！人靠衣服马靠鞍呀！在中队里一个个还有模有样的人，突然间，活脱脱就成了二十多个劳改犯了！
　　　　我仍戴着眼镜。坑下本来就黑，各人就靠各自的矿灯照路，摘了眼镜恐怕我连路都不能走，虽然戴了眼镜干活不方便，但是在工作面，万一有了什么事故，眼尖脚快的人才能保得住命，所以我也顾不了那么许多了。电工组值星员陈扬明高度近视，后来闲谝的时候他说，他是八九百度，度数比我还深得多，把帮的时候先把眼镜找个旮旯放起来，然后摸到位置上，这就不需要看清什么了，抡起大板锹呼呼装碴就是了。
　　　　厅里有一面大镜子，从中我看到了满脸茫然满腹无奈满腔酸楚的自己。窑衣是崭新的，但估计很快就和他们一样了。下坑期间我一共照过四次镜子，印象很清楚。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这一天收工后，镜子里的我同别人一样，只有眼白和牙是白的，可是这个班上我没干活呀；第三次是确实大干了一天的收工后，窑衣已经快完全黑了，全身只有眼白和牙依稀能看到一点白，摘了柳壳后头顶都是黑的。黑脸上戴着眼镜，不伦不类，很可笑，很悲哀；最后一次是某个班没有生产任务，出工下坑后只是清了清卫生，收了工照镜子前我想今天总不至于脸还那样黑吧，可是，镜子中的自己还一样，一闪一闪的玻璃镜片后依稀有眼珠在转动，乌黑的嘴唇张开后才能看到里面的牙是白的，全身上下其他哪儿都是黑的，乌黑的……我的心中很悲凉。我的视线离开镜子，再也不照了，再也不能照了，再也不想照了，有点想哭。以后的几年，包括出狱后的多年，直至现在我都很少照镜子。
　　　　我们报数出了窑衣楼的大厅，进入坑口大楼的侧门，连着下了四、五层的楼梯后，到了地面最下一层。这儿就是坑口。空间开阔，从每个楼梯的拐弯处的大玻璃窗有光线下来，地上铺着好多轨道，不时有拉着勾木板或圆木的机车经过。除了我们队，还有其他中队出早班的百八十个犯人或站或坐或躺，乱糟糟的。现在我倒不怕这些劳改犯了，因为我也是穿着窑衣准备下坑的劳改犯，只是每个人看上去都差不多，我怕一不小心站错地方就找不到自己的中队了，便一步不离地跟着我师傅。前面有座小楼，是坑口调度楼，带队干部和老胡他们三大员进去领任务了。这时，组里去领矿灯的犯人背着一大包矿灯过来，人手一个发下来。冉其军替我接过一下，先开灯看看亮度，还行，然后递给我，帮着把蓄电池挂在腰带上，把矿灯别在柳壳正前方的一个小铁片上。矿灯、水壶、自救器，这是下坑的三件必备物品，我都装备好了。这时我感觉自己是个标准的煤矿工人了，标准的劳改煤矿的劳改犯了。唉！
　　　　有人从调度楼里抱出来劳动工具，各人上前领了自己平时用的。有拿镐的，有拿钻杆的，有拿撬棍的，大部分拿的是铁锹——他们口中所称的“大板锹”！的确很大！三十多公分宽，五十公分左右长！平头，很尖锐很锋利，闪着寒光，两边稍往上折起一点，后面套着被一双双手打磨得乌黑锃亮圆滚滚的锹把。这么大的铁锹如果铲起一锹石碴往矿斗上装，多沉啊！！！我今天还算是新犯人，到了工作面只在后面看，不干活，因此我今天不领工具，但在以后的劳动中，我也将挥舞着这样的大板锹一个班几小时一个姿势地往斗上装碴——“把帮”。唉！听说绝大多数新犯人第一天下了坑，收工时走不回来，被用钻杆抬上这千把台阶：太远了，最后这道坡太长了。我想，这和他们是从看守所出来不久有关系。而我已经在晋普山呆了四个月，肚里的油水应该比他们多，以后干开活就算累，但今天估计能自己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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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老胡等两三人从调度楼中走出来。他的声音沙哑低沉：“简单说一下啊！今天不打进度，把碴出干净，工作面收拾利索就能收工！注意安全！注意互监组！以老带新！冉其军！透你妈机敏点！”冉其军一挺胸“哦”了一声。看来这是例行的班前会。我想值星员在最后点了一下师傅的名字，是不是意思就是让他看紧点我这个初出工新犯人，提防我想不开自杀或自伤自残？
　　　　然后，我们开始下坑了。
　　　　右拐不多远，我就看到了坑口——一个很大的巷道入口。
　　　　坑口的中间是轨道，犯人是不允许走的，因为经常有钢丝绳拽着矿斗上来，钢丝绳很长，一松一紧间它一蹬一蹬，能把人的腿打断，很危险。我们从右侧的台阶往坑下走。
　　　　阶梯很长，站在坑口的地面上光线还很充足，但越往下越暗，逐渐消失在黑暗中。我的心，也随之坠入无际的黑暗。
　　　　我们开始往黑暗中走了。
　　　　矿灯打开了，一闪一闪。胶鞋在水泥预制板的台阶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
　　　　如果一定要死，就让我彻底地死去吧！
井下距地面直线距离约二三百米，坑口的坡度约为三十度，数学里那个算直角三角形斜边长的公式我给忘了。只知道共有一千多级台阶，我们才下到坑下。
　　　　　　在窑衣房刚穿上窑衣时还挺热，现在一点也感觉不到热。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阵的风，冰嗖嗖的。
　　　　　　井下，是无边的黑暗，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黑暗，让初次下坑的我感到压抑的黑暗。每个犯人都只能靠着柳壳上的矿灯来照亮前方十米左右的距离。矿灯在干活的时候图个方便才安在柳壳上的，平时走路时若手里没工具，便拎在手里。我也拎着矿灯线，攥着矿灯头行走着。
　　　　　　真黑啊！纯粹的黑，没有任何杂质的黑……
　　　　　　我把矿灯往前照，远处是没有尽头的甬长的巷道的黑；转身照照来时的路，也是无涯的甬长的巷道的黑。我们从黑暗中走出，向黑暗中走去。从蛮荒走向亘古，从过去走向未来，没有尽头……只有几盏矿灯在闪烁，还有高筒胶鞋走在预制水泥板上的哗啦哗啦脚步声回响在一望无垠的黑暗中。
　　　　　　印象中似乎语文老师称赞过谁写的所谓的现代诗（我只认为古诗是诗的）：黑暗给了谁黑眼睛，用它寻找光明（？原话忘了咋说的），作者在创作时或许身处黑暗，黑暗给了他灵感。但我敢保证他绝对不在煤矿井下的巷道里。在这种完全的黑暗里，没有丁点的能找到光明的希望。任凭你用高强度的按照灯照过去，也只能在象墨一样的浓浓的黑暗中劈开不长的一道光柱，只能看到一点冰冷的石壁、地上的轨道、墙上的电缆、头上的拱顶，但更远更多的、弥漫四周的、沁人心脾的、融入灵魂深处的，还是无边无际的黑。毛伟人有诗赞曰：这种黑，是高尚的黑，是纯粹的黑，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黑……
　　　　　　主巷道又宽又高，一律是料石垒墙上面发碹，偶尔能看到旁边有用勾木板夯死了的很大的巷道入口：这是采空巷，里面的煤已经被回采队挖完了。我们走在靠右侧的人行道上：排水沟上面盖着的七十公分宽的水泥预制板一块块排过去，胶鞋走在这种中空的水泥板上声音挺响。如果全组人小跑起来声音更响更有声势。不过今天我们只是快步走——老胡在下坑时已经说了今天领的生产任务：不打眼放炮，没有进度，只把昨天的碴出干净（昨天夜班已经往调度室打了电话，说现在的石头软，一炮打下来的碴太多，进度倒是超了，可是一个班根本清不完碴），再把工作面清一下。所以今天出工用不着小跑。
　　　　　走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从八米宽的主巷道拐进六米宽的另一个巷道，继续前进，仍旧走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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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条巷道的石墙上，在一米八左右的高度处都有钉的电缆钩，隔十米就有一个。它长约五十公分，上面焊有四道铁钩，钩子里放着拳头粗的黑皮矿用电缆（这东西一定值钱，听说里面全是铜，在号子里就见过不少偷割电缆，烧得剥了皮后卖铜的）。我走路的时候确实得始终向左偏着头，稍不小心就会啪地碰一下，火辣辣地疼。这说明两点：一，这种柳壳安全帽基本上对安全没有保护作用，从工作面顶上掉下来一块核桃大的碎碴估计也能把它砸透后砸在脑袋上；二，怪不得老毕的脑袋不是左偏就是右偏，看来他这下坑八年，真是习惯使然啊。试想一个不现实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些高个子这辈子一直下坑，而我们的妻子们也是高个子每天也下坑（国家有规定，女性不准下坑（为什么？我有点想不通。因为活太累？不对呀，坑下也有轻松的活。是否因为煤屑喜欢乱钻，象我们手上眼圈的褶皱里全是煤屑？））我们的子女如果也是高个子，也每天下坑……这样依次类推，几万年后，会不会后代们生下来以后脑袋就是总向左或向右偏着？并非不可能，没有什么是恒久不变的，鱼都能进化成两栖动物进而进化成陆生动物，还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呀？伟大的进化论，伟大的适者生存，伟大的人管理着伟大的国家，一切皆有可能。人定胜天？胜个逑！老天只是逗人玩玩，人就以为自己是主宰了……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跟着别人偏着头走着。也就只有这第一次下坑时有功夫想，因为收工时就走得很累了，而以后基本上每次出工都是小跑着到工作面，并且手里都有拿的工具，干一个班的活收工时更是累得骨头都快散了，哪有心思乱想。
　　　　　　走了好久，经过一个三岔口，队形散开了。冉其军告诉我：“快到工作面了。”
　　　　　　由于都知道今天的活不重，我身边响起了说笑声、打斗取乐声。刚才全在人行道上走，因为中间的轨道上经常会有机车驶过，而现在就象到了四肢血管的末梢，也有轨道，但它上面的矿斗是在装满矿碴后由犯人推到这儿，凑够一定的数后才打电话调进来个车头拉走的。所以我们分散地走着，我紧随在师傅身后，生怕把自己走丢了。我看了一下身边的人，他们无论高矮，步伐的频率似乎都不快，都是不紧不慢地，可就是这样整个队伍前进得相当快，我还得紧着走才能跟上。况且他们大部分都扛着工具的呀：有的扛着二十镑的大铁锤，有的扛着几把大铁锹，有的扛着几根麻花钻杆，有的扛着撬棍。工具一律在肩膀上竖得老高——技术规范上有规定：井下行走时，肩上的工具必须尽时竖起，以防伤着前后的人，还有，必须用外侧的肩膀（离墙远的一侧）扛工具，以防碰到电缆或电缆钩造成事故……
　　　　　　终于，工作面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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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右侧有个口，拐进去后往回走一个二十多米的缓上坡，又是一条与我们刚才走的854主巷平等的一个小巷道，也是一个缓下坡，这叫“854副巷”，打通以后是个主巷的回风巷。副巷与主巷及中间的过道呈“Z”形。工作面便在“Z”的左上角。“Z”的右上角再往后一点安着卷扬机，是由电工组的犯人操作的。随我们组出工的这个电工姓梁，是个太原后生，戴着金丝边眼镜，性格木讷沉默寡言，偶尔与其他犯人谝几句也象嘴里含着个逑一样含糊不清。操！这种人也能当电工！每天也不干重活，只开着卷扬机把空斗拉进来，满斗拖出去，这狗日的！他怎么不被电死啊！我在心里愤愤然。后来听说小梁也在工作面把了两年多的帮后，家里才托人把他调了工种的：“看他现在那个逑样就知道他干活时是咋样了，当年没少挨打。”老犯人们如是说。
　　　　瓦斯员在我们生产组的前面进到工作面，掏出仪器测了瓦斯浓度，很低，不到足以引发爆炸的浓度下限，便一摆手让我们进去。我们都知道这是在做样子：井下的大功率风机从来没停过，风筒呼呼送着风，哪来的瓦斯啊，但这就是他的生产任务，在每个班内定期检测几次，不定期检测几次，一旦发现异常，当班的瓦斯员就可以宣布停工，谁来求情也不行，他的命令就象党的政策一样严肃而有强制力（党的政策偶尔也有弹性，象男人的家具一样）。瓦斯员这个工种也很好，除了几次的例行监测外逑的事也没有，就钻到后面的风筒布里呼呼大睡。和我们组一起出工的瓦斯员是个浙江的（名字忘了），我们称之为小浙。小浙身材矮小五官端正，家境属于一穷二白形，能从生产组调入瓦斯组，操！必有其常人所不能及的本领。
　　　　这些瓦斯组、电工组的犯人们的窑衣外面那身帆布工作服经常拿回监舍洗，他们下坑时总是穿得很厚。因为下了坑不干活会受风的，而我们这些生产组的窑衣就单薄得多，肮脏得多，破旧得多。
　　　　我的短期目标便是希望爸爸能找关系尽快把我从生产组调到瓦斯组或电工组。
　　　　到了工作面了。冉其军叮嘱我就在后面站着看，哪怕什么也别干，一定哪儿也不能去，他要到前面的工作面干活。我说去吧，我不会乱跑的。
　　　　冉其军到前面了。副巷最前面的工作面，有两米左右的距离仅是临时支护，由几根木柱子顶着，上面的岩石犬牙交错，很是狰狞。井下最常见的塌方、冒顶等事故就发生在这个部位。而后面组员们把帮出碴的地方的顶上，就已经是发了碹的巷道，很安全。只要不到最前面的临时支护的工作面下头干活，根本不会有危险。但是，谁敢抗拒劳动呀！谁敢不服从分配呀！下坑劳动就不可避免地会在这底下进进出出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吧！
　　　　老胡等三大员站在几根柱子底下，仰着头用矿灯照着仔细观察工作面的顶帮情况——老大不好当，值星员也不好当，甚至组里的生产骨干也不好当。每个班放完炮后，三大员就得在暂时完全没有支护的顶子下作业，判断出岩顶岩帮哪儿最危险、哪儿的石头最有可能先砸落，然后指挥着组员扛着柱子冲过来，冒着还在唰啦唰啦不停往下掉的碎碴，立起柱子顶在这儿做支护。这就是在与死神抢时间抢速度比胆量比眼神，很危险。而生产骨干们把头帮，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工作面的碴用大板锹倒到后面，因为柱子是不能放在碴上支护顶帮的，必须得打在实地上，他们虽然可以站在碹拱下面伸出胳膊去铲碴，但其实身体经常就暴露在完全没有支护的工作面中，也很危险。其实组员们也危险，我们在打临时支护时或在简单支护好的工作面下面干活时，耳朵就时刻听着值星员的吼声，一旦他发现顶部或帮部哪儿岩石松动了，吼一声“跑！”话音未落地无论是谁就先马上往发好碹的巷道底下跳，谁跳得慢半步就有可能被大石头砸住。这就是开拓工作的特点，每次放完炮后总有一段很危险的时间，但是谁也无法逃避，全神贯注去面对吧。和我一起下队的胡玉强，几个月后的一天在工作面下面倒碴时，顶上的岩石突然发力往下坠，直径二十多公分粗柱子被压弯压折，当时工作面除了他还有个老犯人，人家一边干活一边竖着耳朵听着周围的动静，他却可能在想这漫漫十五年徒刑该咋过？就慢了半步，老犯人边跳边吼“快跑！”，他听到后一愣神再往出跳，半个身子还没出来，石头就下来了。他的半个脑袋被石头拍进脖子里，当场死亡，多亏老犯人在巷道里拽了他一把，胡玉强的尸体还不至于被埋在小山一样砸落下来的石碴中，那样他们组的人还得刨半天呢。我还听说有的组员在工作面把帮时，也是跳得慢了一步，身体扑到巷道里了，腿还没出来，被大石头压住了，石头太大，上面压得碴太多，可是这人的腿抽不出来，怎么办，等这碴出完了抽出腿再去医院，人早死了，于是便往他的胳肢底和腰上套上宽腰带，拴上钢丝绳，用卷扬机硬往出拖——舍腿保命吧。于是，人是拽出来了，但腿硬生生拽断了。调度早已经调来一辆机车在巷道口等着，大伙七手八脚把此人抬上去，拉医院去了。通过这些可以说明，开拓工种在临时支护的工作面底下干活，需要多么的集中精力！技术规程上就有规定：下坑劳动时不要想其他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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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个班没有打眼放炮，工作面已经由上个班做好临时支护了，打了四五根柱子。
　　　　老胡用矿灯观察了一圈顶帮情况后：“撬棍！”
　　　　有人迅速把撬棍递给老胡，然后几盏矿灯同时锁定了他准备动手的地方。
　　　　老胡举起撬棍，冲着前上方一块稍突起的藏在岩层中的石头四周捅了几下，马上有碎碴唰唰地掉落下来。老胡破口大骂：“挨逑货！光顾着急得收工上坑了！透他妈这块石头也敢不处理！硬装着没看见！”他是在骂上个班的三大员。
　　　　这块石头在侧上方，老胡个子矮，发不上力。他挥挥手让安全员老贺和冉其军（两人都是大个子）去处理。他俩一人一根撬棍，先把大石头周围的浮碴捅掉，再一左一右用力把它撬出来。老胡吼着让他们小心点却眼睛不看他们，而是用矿灯不停地照着工作面顶上的情况，防止撬这块石头引发地方的松动。老胡是行家，对工作面的安全等很重视，我能被分在三组下坑劳改，也算是件幸事吧（我经常感恩，怀疑自己是否是个基督教徒）。
　　　　轨道两侧的碴基本上已经被上个班出完了。老胡让再放进一个斗来。有人哗哗地跑去找电工开卷扬机了。工作面的那块大石头撬下来后，老胡吼了一声：“再扛一根柱过来！”便有两人扔了手里的大板锹跑到巷道后面放卷扬机、风筒布的地方，扛了一根木柱跑过来。它长五米左右，直径二十多公分，我估计它不轻，但这二人跑得挺快，到了工作面后麻利地放下、立起，按老胡矿灯的指引，顶在工作面的顶子上，下面用勾木板楔紧。老胡这才满意地又用撬棍捅了几下其他岩壁，没什么事，他便离开工作面出巷道外面了。
　　　　空矿斗从外面拉进来后，有人在“Z”字右上角的轨道交叉点放下道岔，让卷扬机慢慢把斗子放到工作面，然后三四个人合伙把这块大石头抬起来，想放到斗子里。石头太重了，几人抬起后，冉其军和阿金钻到石头底，用脊背往起顶（这是腰上的劲，人的腰比胳膊有劲多了），终于把它与矿斗抬到了同一高度，“当！”地一声巨响，石头被推进斗里。然后，其他组员们把一些散碴和垃圾往斗上装。
　　　　我从小没干过重活，虽然害怕下坑，害怕吃大苦，但我也是从并不富裕的家境中走出来的，真要干些轻活我也是不怕的，于是我看到墙上靠着一把铁锹，便过去拿上，往斗里装起碴来。
　　　　冉其军过来了：“哎哟，都干起活来了呵呵，能干多少算多少啊！别一会收了工走不回去，还得我抬你上坑，你这么胖我可抬不动哈哈哈。”
　　　　我听出这善意的玩笑和对我的做法的赞许，抬头也笑着说：“干这些活，问题不大。”
　　　　俗话说“身大力不亏”，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大块头，手上还有把子力气。我也学着别的组员那样，用铁锹把轨道两边的地面整平，遇有石块就用镐头把它刨出来装了斗。我干得快，一小会就大汗淋漓腰酸背痛：这腰老是这样弓一下直一下，真是受不了。旁边有人告诉我：“干活，不要图快，稳稳地，一下一下，才能一直干。”我也学着他那样，稳稳地用大板锹铲住一锹碴，抬起来稳一下，往后一送，悠起来趁着这股劲儿抡起来装了斗，感觉好点，虽然不敢说自己能“一直干”，但这才象个干活的样子，这才象个劳改犯的样子。
　　　　干了一会，我的手上已经全黑了，手心里也有点疼，一看，原来左右手掌的几个指头根部不知几时就打了两三个水泡，而且不知几时就已经磨破了。水泡无所谓，我从小干活就知道，劳动时握不紧手里的工具很快就磨出水泡了，当时的做法就是把水泡挤破，洒点地上的细黄土（我们自认为这么细的土是很干净的），反正水泡下面是一层嫩肉，一会就好了。而现在我手上的水泡自己就破了，并且上面已经覆盖着黑乎乎的煤尘，正好。还有，能磨出水泡说明我的确缺乏劳动锻炼，这下坑不知要下到驴年马月，早点在手掌心磨出茧，也是好事。
　　　　坑下的煤尘真多呀！矿灯的光束中有些小灰尘在飞舞，但黑暗中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只能自以为这空气是干净的。那些煤尘煤屑，好象不油性，粘在皮肤上钻进褶皱里。我们没有手套和口罩，一是用不着，戴上它们不象个干活的，二是也见不着，中队按月发的这些劳保，早让三大员拿上与二圪旦（刑满释放后留矿工作，下坑作业的人）们换了烟和酒了。我能感觉到眼镜片上已经覆盖了薄薄一层煤尘。我流了很多汗，从棉衣领口扑出的一股股热气在镜片上凝结成霜，模糊了视线。我用手指头一抹，糟了，镜片上越发成了薄薄一层泥浆，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又赶忙用窑衣角的内层擦了擦（当时内层还没变黑），从此我在坑下干活时，眼镜片上的尘再厚我也绝不用手指去擦，指头上的污垢更多。眼镜看不清，总比看不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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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汗多，我水壶里的水很快就喝完了。巷道里倒是扔着根不知从后面哪儿接过来的水管，前端折回来用铁丝捆着。冉其军说那是坑下抽出来的水，只是打眼时防尘和搅绊混凝土或水泥沙浆时用的，很脏，一般不要喝。我这第一天出工，虽然主动干了些活，但毕竟不太重，水壶里的水喝完也就够了，但我看到阿金及两三个把头帮、二帮的犯人，喝光了水壶后，把防尘水管前面的铁丝拧开，就着管子咕咚咕咚喝开了。他们一个个满头满身大汗，上身只穿着件衬衣干活，棉窑衣早脱下来扔一边了，脑袋全部是黑乎乎的，煤屑从衬衣领口钻进去，前胸也是黑乎乎一片。他们酣快地喝着管子里的脏水，喝一阵还把水管对准脑袋冲一会，倒不是要洗脸，这脸上的煤黑用肥皂洗衣膏都洗不掉的，他们这样冲一冲只是图个凉快。我想以后干开活，自己可能也会喝这防尘水，或者也会用水管冲头。防尘水，唉！就算里面有细菌有病菌有大肠杆菌，渴极了也得喝呀！只要不是毒药，只要不是马上就会死人，我们就得喝。我们是劳改犯，没必要文绉绉假惺惺讲究卫生。人越下贱命越硬，我们人贱命也贱，不那么容易死的。
　　　　工作面清完了，我也累得够呛。我知道既然已经沦落到这一步，就没必要再拿捏大学生的架子再显示文化人的书卷气再强调我的定罪应该是防卫过当不应该是故意伤害所以不应该被判十年不应该被转到荫营不应该下坑劳改……滚***血板鸡吧！现在就得同其他犯人一样，大咧咧地玩命干活，粗鲁地骂着脏话把帮，毫无顾忌地掏出家具就往碴上大笑着撒尿，全神贯注眼明手快地往临时工作面扛柱子递勾木板，不加思索地一有机会马上就地坐下或躺下休息，坐到屎上自认倒霉，找块石片大致刮一刮，再专门坐到土堆里蹭蹭，再用石片刮刮，就当是干净了……从今天开始，清高而不屑与别人为伍是可耻的，文雅卖弄多认识的几个字是可笑的，偷奸耍滑不想好好把帮是会挨打的，流泪、软弱、想逃避是会受到鄙夷的。我应该做的，就是咬紧牙关，每天抡起大板锹，把帮、把帮……
　　　　既然要死，就让我彻彻底底地死掉吧！狗日的瞎了眼的老天爷！有种你就让老子下坑一辈子吧！老子透死你妈！
从坑口到上面的窑衣房，又是好几层楼梯，我还是继续努力保持麻木，努力机械地拖动双腿向上爬。
　　窑衣房到了。我们报数进了大厅。我瞅了一眼立镜里的自己：没法说，满脸乌黑，和其他劳改犯一模一样，以后用不着照镜子，看了他们就知道自己是咋样，只是多了副眼镜。但我还是高昂着头，为第一次出工能自己走回来而感到骄傲。
　　进了中队的窑衣房，一阵劈里啪啦的开铁柜门声后，组员们象黑头火柴（身体基本上是肉色，脑袋是黑的）一样赤条条跑进澡堂，他们脱衣服的动作可真快。我也赶紧扒掉身上厚厚的窑衣，塞进柜子里，拿着毛巾肥皂洗衣膏，趿着拖鞋进了澡堂。
　　一进澡堂，一看到水池，我的心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