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服刑的真实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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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说话。四人都各怀心事默默地看着规范本。刚才换洗了一下，身上舒服多了。没了近忧，就思开远虑了。他们三人的徒刑可能也不小，被分在坑下队，谁也在发愁自己以后漫漫多年的改造跑。只是，他们可能没经历我这么大的反差。
　　这时，听到楼道里的铁门开了。“一！二！三！……”一行十几人报数进门上来了。这是出中班的小组从教学楼上课回来了。他们稍事休息后，吃过出工饭就要下坑去了。楼阁里热闹开了，有来回走动的，有轻声说笑的，偶尔有笨手笨脚的犯人将手中的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发出不小的声响，于是老毕低沉而严厉的声音传来：“悄你妈的板鸡点！夜班的还睡的了！没事就滚到操场上去！”
　　霎那的平静后，又有屏气悄声的说笑。毕竟这是人不是机器，况且还是犯人。脚步　　，从楼道转移到后面的篮球场上。
　　接着，又听到有人挑着铁皮桶出去打饭的声音。　
　　这些我都听到了，但是心里很累，根本懒得去想。每当遇到困难却毫无解决的办法时我就会发愁，就会脑子空空心里很疲乏很想睡觉（就象我上数学课时）。真想倒地呼呼大睡呀！睡它个六年半！我的心一会揪紧成一小团，一会又四散开来，散至四肢末梢，散至躯体之外，象幽灵一样飘在空中注视着下面这个即将下坑投入高强度劳动改造的白露……
　　中队往大灶上给我们报的是中班出工饭，中午十二点左右吃饭。收工饭是跟着早班吃，在下午五点多。
　　生产组吃完饭离开后，小邸过来叫我们进餐厅。餐厅是两小间套在一起，每间十五平米左右，里面摆着四张长条桌及几条木凳，外面有两张饭桌，还有放碗筷的柜子、洗碗的水池等。我们四人进去时，除了餐厅的勤务犯，大部分组里的犯人已经离开了，看来这是把新老犯人隔绝开的一条措施。好象有人说过，新犯人就是一张白纸，你可以在上面画出最美的图画。劳改队很注意早期教育，新犯人下队伊始，要是有几个反改造分子灌输些什么，那会对以后的管理带来很大麻烦。
　　饭桌上还有两个犯人在慢条斯理地吃着，一边还谈论着“进度”、“打的眼角度不对”、“出了多少碴”这些我听不懂的话，不过看来他们是组里的大油。
　　出工饭真的很不错。馒头又大又软，肉菜油花花的。
　　饭后，我们马上被带回那间空屋子里背规范。没人和我们搭一句话，没人让我们干活，包括洗碗收拾桌子等。这个队真是正规！
　　在上马街时老杜常说一句话：“吃吧，吃饱了就不想家了。”这好象是哪个样板戏中的台词，不过它很有道理。吃饱饭的我们四人，就有点暂时忘却了或许明天或许后天既然要下坑的这一事实，低声地互相聊开了。
　　刘才清，太原人，三（四？）劳改了，年纪四十出头，抢劫盗窃，数罪并罚，二十年；胡玉强，河北人，年纪不大，抢劫，十五年；王燕军，长治小后生，抢劫，八年（？）。
　　小邸时不时转到门口看一下我们是否在背规范，作为坐班犯，他有义务偶尔回答一下我们的提问，并且表情严肃略摆些架子地与我们聊几句。他工作的地方就是楼道里放着的一张小方桌，旁边有一把小椅，桌上有纸笔水杯，他的职责就是协助积委会成员维护监舍秩序，并且随时听从干部指令。他是岢岚县人，也想对我们指指点点吆三喝四摆点老犯人且坐班犯的架子，却又摄于中队严格的管理不敢对我们颐指气使。再加上刘才清年纪大又是好几劳改，我也算是住了三年多的老油条，看小邸也只是个外地人而且家境一般而且能感觉到没什么关系，我俩打心眼里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说话间自然就少了几分尊重，并也影响了其他二人。由此我们把他对我们的管理当成是刁难而心里颇有些不满。
　　因为我们能看出来，这个中队的勤务犯里，只有老毕说了算。所以老毕有时把我们叫到操场边干些杂活时，我们不惜汗流浃背。刘才清不愧是几劳改，他一边干活一边用太原话指挥着我们干快点，这样做一是为了吸引老毕的注意，因为老毕也是太原人，二是为了在老毕心中先入为主地树立起他是四个新犯人中领导的地位。我对他这种做法嗤之以鼻且深感佩服。
　　老毕果然随意地问了他几句，刘才清便很谦恭地自我介绍了一番：自己是太原哪一片的混混，以前工读在哪住，劳教在哪住，劳改在哪住……旁边有个叫逯剑中的上前插嘴问认不认识那一片的某个混混，被老毕一声斥责打断了：“滚你妈的板鸡，到太阳地晒你的旦包子去！”
　　逯嬉皮笑脸地离开了：“好好，我滚，我这就滚。”然后屁颠颠地跑到那边脱裤子晒太阳去了。他也是太原人，旦包子里有阴虱子（性病的一种），奇痒无比。医生让他回去把逑毛刮了，又给他开了些PP粉让每天洗，然后多晒太阳以杀菌，他就请了病假泡病号。
　　长期泡病号逃避出工的还有一个近五十岁的老鬼，也是二劳改。他和逯每天在老毕的指挥下干些杂活，不过，他们虽然能不出工，但在这个队里是受到鄙视的。二十三中队，在改制以前是三大队下属的十几队（忘了），素有“毛驴队”的美誉，是以能吃苦耐劳为荣，以偷奸耍滑为耻的。这个队的工作面离坑口最远：8公里，但在各组三大员的带领下，早中晚三班的每个组都是跑步到达，利利索索地打眼放炮出碴钉道后再小跑回来，因为快点回到中队能多打一会篮球。当时的中队指导员就是现在六大队的郝教导员。当年就是在他的号召下，中队犯人的思想改造兼篮球场的筹建工作搞得热火朝天。郝指导指挥带领着犯人们从中队背后的荒坡上用洋镐铁锹硬是挖出一个篮球场来；又安排各组每天收工时每人背回一块料石以垒墙（料石：坑下巷道垒墙专用石，每块四十公分见方，重约七十斤左右）；墙垒好之后是平整场地：先派积委会成员几个人去伙房想办法找回些盐来，把盐和表层五十公分厚的土搅和在一起，整平夯实后，下了雨球场的黄土地面就不会被泡坏，于是大油们便扛了几麻袋盐回来，均匀地洒进土里，然后生产小组从井下扛回来一根几百斤重的钢轨（八米轨？），在钢轨的两头拴上钢丝绳，轨上蹲十来个人以增加重量，两边的钢丝绳各由二三十个犯人拽着，一声令下后两边同时往前拉。如此往返多次才能把球场整得比较平坦。刚开始大家还没掌握了拉轨的速度和技巧时，李磊是蹲轨的，第一次他在钢轨上还没蹲好，身子还晃着时，已经有人迫不及待地拽开绳子了，一下子把他摔趴在地上。但他的身体还未完全与大地拥抱时，哨吹响了，沉重的钢轨被兴奋的人们拉着从他背后呼啸而过！好险啊！多亏表层的土软！李磊全身被压进土里，从脚后跟到后脑勺与地面呈水平了！人们七手八脚把他从土里刨出来，还好，钢轨被拖得速度很快，一掠而过后只把他背后略有些刮伤。人们都在哄笑他刚才的高难度惊险动作，他也恨恨地笑着说：“挨逑的！老子要拉绳！说成个逑我也不往轨上蹲了！”（他是个大同小后生，性格豪爽孩子气十足，后来与我关系不错，这是后话）。郝指导和犯人们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块使，热情高涨兴致勃勃地共同拉钢丝绳。下坑搞开拓的犯人，哪个不被锻炼得浑身是劲呀！见有如此为犯人贴心考虑的指导员，更是发自肺腑地那个高兴呀，几百斤的钢轨在球场上被拽得哗哗转圈跑。整完操场，郝指导又派人找回几个大石碾子，在球场上来回地压；同时又找人用钢管、木板做了两个尺寸比较标准的篮球架。最后竣工后，这儿成了全监区里唯一能与大院篮球场媲美的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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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队里原来有几个会打一点篮球的，郝指导要求他们每天必须尽快完成生产任务尽快回队里打球，要把打球当成一项重要的改造任务来完成；他又找出几个不会打但喜欢学的如李磊等人从头开始学着打，这几个都是十几年的大徒刑，有的是时间来学会；郝指导又挑出几个略有些身高优势但不喜欢学打篮球的，如学习委员柳大荣、二组值星员赵凤勤、坐班犯郑金祥等：“要么就学打球并且打好，要么就下坑把帮去！”谁愿意下坑把帮啊！于是他们都刻苦学习篮球技术。古人云兴趣及成功之母，我不敢苟同，我认为电警棍是成功之母。郝指导在看他们练球时总手持电警棍，有时会为某个好球喝彩，有时看到谁不用心打球，二话不说上去就是“滋啦啦”一股。这不是惩罚，这只是一种激励手段。犯人们被电警棍戳一下后，会心悦诚服地打起精神，继续龙腾虎跃且与同伴们做个鬼脸。
　　难道这就是犯人的改造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我想是的。因为开拓队打四米宽的巷道，每天一米二的进度，其实生产任务很重，劳动量是很大的，但没有人说句累，紧着干完活回到中队打球去，并且差不多每天都要超产！在郝指导的带领下，中队的篮球水平也日渐提高，获得了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的双丰收。在监狱改制时，他荣升为新成立的六大队的副教导员——大队长管生产，教导员管党，副教导员管犯人。
　　改制以前，三个大队每个大队里有一个开拓中队，若干掘进中队和回采中队。改制后，将三个开拓中队合在一起，并为六大队。一至五大队里掘进和回采兼备。六大队专负责按规划和图纸开拓井下的主巷、副巷。同时，监狱里实行分类关押因人施教，开拓六大队里收的犯人基本上全是暴力型犯罪的（杀人、伤害、抢劫、敲诈等）。这样分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必然决定偶然，暴力型犯人的脾气一般是急燥的，他们就适合搞开拓——虽然活很重很苦，但每天定了任务，干得越快收工越早。财产型犯罪的（盗窃、诈骗）在其他大队不等。性犯罪按规定大部分被分在生活科。这一点最让我以及所有坑下中队的犯人愤愤不平。我认为这是不尊重女性的表现——我们偷了抢了就要下坑劳改，他们强奸了为什么就不被要求下坑？侵犯了女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小乎？固然王德智有名言：“亲爱的妻请保护好你的逼经常让人透别叫生了蛆”，古语也云：“打不了边儿蹭不了沿儿，透就透吧板鸡又透不坏”，但我认为这是封建社会数千年“女卑”的体现，我认为，强奸犯，造成了女性器官的磨损，哪怕从收折旧费这一点来说，也得让他下坑劳改啊——这不怪矿上，这是省厅司法部的规定。这种分类关押，是共性，但不排除教育科、狱政科这些单位从入监队要人这种个性的情况。共性之中，个性比比皆是，这也算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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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指导年轻有为，在确保中队完成生产任务的前提下，惮精竭虑地想把犯人的思想改造搞上去，这就有了重新粉刷中队监舍的墙壁；更新储藏室的木柜；增设阅览室（说它是摆个样子也可以，因为绝大多数犯人不爱看书，强迫他们分组轮流坐在里面看书，大部分人呼呼大睡，口水把书都给弄脏了）；从无到有地修建篮球场等。这些是由干部们考虑的，郝指导细致周密地考虑到了。但还有很多事是要由积委会成员及各组的值星员们来考虑的，比如对普通犯人的监督管理。对于此，郝指导员有办法，当然不是动不动就用成功之母来电谁，那太没水平啦！那是在表示一种亲切的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时才用的。我斗胆猜测郝指导可能读过三国，并且对诸葛亮事必躬亲的做法很不认可，他对中队犯人的管理实行逐级管理制，即他着重抓对勤务犯和值星员的管理，而对普通犯人的管理则放手由他们来完成，自己主要在暗中观察。郝指导员对中队任何一个普通犯人都很亲切，嘘寒问暖，他的本子上记着每个犯人的家庭情况及思想动态等，经常提前为犯人考虑到某些事。比如谁父亲早逝由母亲拉扯大，郝指导全在他母亲生日前几天询问他有没有往家里写封信这些（谁胆敢忘了父母妻儿的生日，那就别怪郝指导的成功之母不客气了）。与此同时，对于积委会的每个成员、中队的每个勤务犯、组里的每个三大员，郝指导几乎没有给过笑脸，经常开会强调他们应该各负其责地为监管安全负责，要对得起平时及年底给予他们的奖励：组员们出了问题，那就是三大员及积委会成员们没有监管好，对于此，郝指导便把这些勤务犯们叫进办公室，不讲脏话，用平遥话厉声地摆事实讲道理分析后果指出不足，这样斥责一通近一个小时也不带一句重复的。暴力型的犯人们一般骨头硬，打几下不怕打，可就是吃不消这种批评，有时还是开会时让站起来，点名数落。在此批评教育下本队的大油们无不感到体无完肤颜面扫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李磊年纪小，还曾被训得哭过鼻子，就连中队管生产的二黄毛（在大同当地也算小有名气的混混，在中队里算是一个不好管理的角色），听到指导员叫到办公室去一趟也经常是哆嗦着腿先三思我今天做错了什么事了么？经常能听到大油间的如此对话：
　　“咋透来！指导员又叫开会去了，挨逑的我想请病假也饶不过啊。”
　　“滚你妈的办！老子就看你今天咋往那儿站着挨批了！哈哈哈！上次老子打了俺们那谁几钻杆，开会时不也是被叫着站起来，训了半个多小时！透他妈我当时真想跪下说指导员你戳我几电警棍吧别再说咧！哈哈哈那时你不是还坐在小凳上偷笑了？今天就看你的了！”
　　“就你那逑式吧，我要是再让指导员训得受不了，我就申请电警棍了哈哈哈！”
　　“你个谝逼货！你要是敢申请警棍，老子马上脱了裤洗干净屁眼让你下！”
　　“滚！我还嫌你的臭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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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指导在二十三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荣升了，不过他给本队留下了比较不错的传统：比如从生产组里挑选回地面的勤务犯时，只从积极劳动的犯人中选，不好好干活的想也别想；比如评奖时优先考虑劳动时吃大苦流大汗者；比如监舍内的卫生、秩序习惯；比如对新犯人的严格管理；比如打篮球……等等。积委会主任老毕，在坑下干了八年多才抽回中队（当然后期已经属于三大员）；学习委员柳大荣，四川人，下坑六年多才回到地面（初中文化）；卫生委员王权力，太原人，家里也托了关系，但在郝指导这儿不大行得通，下坑两三年后才抽回地面；生产委员罗景国，平遥人，虽是郝指导的老乡，但也是从把三帮到二帮到头帮然后学着打眼放炮这样才慢慢熬成值星员几年后才提为生产委员的；一组值星员周吉平，大同人，也是从一线硬干活干出来的；一组生产员（副值星员）张铁军，河南人，身高马大，干活没得说；二组值星员赵凤勤，河北人，身高臂长，干活也是没得说，且因为脑子笨，学打篮球时没有少挨成功之母；二组生产员李磊，大同小后生，性格暴燥但身体强壮，在工作面一时玩兴大发也会甩掉窑衣光着膀子猛抡一顿大板锹，经常为能尽快收工回去打球而打骂呵斥组员；三组值星员老胡，在社会上就在小煤矿里打眼，技术最好，但饶是如此他到了本队下坑后也得先把帮，在过了高强度的劳动关后才被允许到工作面打眼放炮；三组生产员罗忠德，四川小个子，干活也是没得说；电工组陈扬明，外省人（忘了哪儿），高度近视，但把起帮来也是大板锹抡得呼呼的；就连这个队的刺头二黄毛，也给他安了个“管生产的”头衔，让他每天都下坑。由此可见郝指导用人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他手上，每个犯人必须得通过劳动关。做为一个犯人，若连劳动关都过不了，谈何弃旧从新？做为一个男人，若连劳动关都害怕，都不想过，还凭什么得到别人的尊重哪怕是认可！
　　我在二十三队，后来下坑了，过劳动关了，活很苦很重很累（我觉得很苦，其实和别人比起来差得太多，况且值星员们也推测我迟早会被抽回地面，所以没怎么给我安排重活，不过，对于我来说，已经足够让我刻骨铭心牢记一生了！）但是必须得承认，能在二十三中队这样比较正规的改造环境中、这样比较向上的改造气氛里、这样从大队到中队比较正派的干部的管理下服刑，实乃我这一辈子的一大幸事！如同在号子里一样，没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去看人待事，但只有在这儿，我才会在肉体得到砺炼的同时使思想得到洗礼。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这个监舍比入监号强多啦！解决了近忧，虑远也没什么虑头。既然必须得下坑，好吧，那就下吧。
　　我觉得人所处的环境真的很能影响思想。在上马街时，哪个号里都有下了判决的死刑犯在哗啦哗啦地拖着镣子来回走，再看看身边不少人都迟早也会被砸上镣子，在这种已经被渲染起来烘托起来的视死如归（此词不当）视生命为儿戏的环境中，再脆弱的人也能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呆在号子里。在这个中队也一样，身边的犯人闲谝时的内容都是，看谁谁干活干得好减刑减得多，看哪个组今天活干得漂亮早早就收工了，基本上都对下坑劳动持乐观的坦然接受的态度，而没有人在绞尽脑汁想着怎样才能不出工不下坑（应该有人这样想，但没人敢表露出来）。其实我也不想下坑，我怕死，也害怕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也在渴望着爸爸能尽快找些关系把我调到地面去，但是目前，我是逃不掉下坑劳改的命运了，那我只能呼呼大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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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没有近忧也不尽然，因为昨天下午五点多吃了早班的收工饭，到今天中午十二点多才能吃中班的出工饭。我们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
　　第三、四天头上的半上午，段指导过来看我们了。我们四人“唰”地起立以示尊敬。他点点头：“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刘才清固然年纪大饭量小，但上一顿收工饭和这一顿出工饭之间相隔十八个小时也让他饿得够呛，再加上平时我们闲谝时我们也总是老刘长老刘短叫得挺热乎，目的很明显——就是要让他出面和干部讲：我们太饿啦（我们试探过小邸，他说哪个新犯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没人敢和干部提要求。而刘才清也不好意思向老毕讲：自己都好几劳改了，骨头硬，扛得住这份小饿。可我认为骨头硬和肚子软并不冲突。此时见了段指导亲自过来询问，我们三人便都使眼色逼着老鬼开口）。刘才清干咳了一下，陪着笑小心翼翼地说：“指导员，按们几个每天下午吃了收工饭，第二天中午才吃出工饭，落得有点远了，恶倒是岁数大了不要紧，他们几个后生就有点扛不住。”操！这个老鬼狡猾狡猾地！不过他是太原人，希望这份乡音能博得段指导的一丝乡情。
　　段指导点点头：“倒也是，人是铁饭是钢，这两顿饭离得是远了点，况且你们每天甚也不干就坐着，闲饥难忍呀哈哈哈。”
　　我们四人点头如捣蒜，但谁也不敢开口，因为此时我们若一说话，便有恃众索食之嫌。于是我们在点头的同时在脸上夸张地浮现出希冀渴望的表情。
　　段指导扭脸问小邸：“毕文锁了？”
　　“在了。”老毕象鬼一样从门外闪出身影，他穿着瞄狐鞋（黑胶底布鞋）没声音，看来在干部巡视中队时他做为主任始终不离左右的。
　　“你安排餐厅，中班收工饭多打点，到时候把他们几个叫起来再吃一顿饭。”
　　老毕应了一声，段指导转身走了。
　　我对段指导挺感激，但这儿是劳改队，不能象在社会上那样说“谢谢”，规范上倒是有要求犯人之间要讲礼貌用语，但犯人和干部之间就用不着酸不拉叽地老是把“谢谢”、“对不起”这些挂在嘴上，要是你算个有质量的后生，受恩于干部时逑也别说，干活时玩命干就是了，做错事了也逑也别说，顶墙上任镐把往背后抡或电警棍往身上戳就是了。这就是二十三队的特点，也姑且算是暴力型罪犯的一点可爱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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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教导还是郝指导时，在二十三中队的这种管理方法——对普通犯人体贴关心、对勤务犯和三大员超乎寻常地严格要求，这种方法有好处：赢得了中队犯人的尊敬（不仅是板油，也包括经常挨训的这些大油），这个很重要，这就有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犯人愿意听干部的话，便于管理。但是，也存在着弊端。
　　我也许分析得不对，因为我不认可象美国所说的那种人权。我不会因为在号子里的某个时间段混得很板就怨天尤人，也不会因为挨过干部三次打就认为干部打人不对，也不会因为郝教导对我不错就拼命说他好。我只是比较客观地以自己的角度去分析一下。
　　犯人（包括我）是什么人？是犯了罪的人，或偷或抢都是好逸恶劳的人，或打或杀都是目无法纪的人，或绑架或强奸都是漠视生命的人，当然，也有被冤枉的（我可不敢说自己冤），但毕竟是极个别，绝大多数犯人都是在主观上有恶意客观上有恶果的，我想任何政府都会惩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的，就算是美国的驴象二党在中国执了政也不会纵容犯罪的。所以，犯人就是应该受到惩罚的人。这也是为什么监狱对犯人思想改造时要我们“深挖犯罪根源，摈弃社会恶习”的原因。六年半中我每天和犯人们生活在一起，深深体会到这一点。有的犯人在某方面或许不错，但不能掩饰他在犯罪时的劣性，就算抢劫运钞车准备成立什么爱国战线的白法义等四人，我佩服他们敢想就敢做，但他们屡屡杀人劫车，可曾想到被害人的生命凭什么就在他们手中消失？这就不对了：你想杀哪个贪官，踩好点以后悄悄去干；你想自焚，用雪碧瓶装上汽油后找个没人的地方烧去，别鸡巴在天安门烧，这算是烧给谁看呀，操！要是有人说：“我怎么没见他们有多恶呀。”这是废话，他们已经因为恶进了监狱了，要是绝大多数犯人在这里面还象在社会上那样肆无忌惮，那要这监狱有逑的用。别说干部要收拾他们，在我的手底上就要先过他一层皮的。
　　监狱是什么地方？按监狱法上所说，监狱是惩罚和改造相结合的地方，并且“惩罚”二字可是头铺的哟。按郝教导的话说，监狱是把绝大多数犯人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新人的地方。既然要惩罚，就得有效果，就要痛其体肤，就要触及灵魂。我认为仅仅让犯人失去自由是不够的。自由是什么呀，自由就象红烧肉，很好吃，但不吃也饿不死。放眼全球，范围太大了，就放眼中国吧，谁能有无比的自由啊！哪儿不都是铁防盗门窗呀！门上的猫眼不也和号眼差不多吗？无论在号子里还是在社会上，好象人生来就是为了互相防范互相欺诈互相戒备的。就算大官们出门，到了哪里也是四周全是警察包围着的啊，只是腕上没有手铐罢了。所以我认为，对犯人来说，仅限制自由是远远不够的。象在美国的监狱里，犯人吃的喝的住的用的娱乐的学习的健身的各方面都那么好（操！设施快赶上县政府招待所了，待遇快赶上县长了），那样能使犯人发自肺腑地对监狱感到害怕而不愿再来吗？只是流浪汉们的避暑防寒之所罢了（见高中课本，好象是欧享利写的一篇文章，名字忘了），更别提什么在思想深处弃恶扬善重塑自我了。惩罚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其是劳动改造算得上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外国总攻击中国销售什么奴工产品（这个词好象不对，叫劳工产品？），我就想不能为什么要攻击呀？难道犯人就不应该受到惩罚？（我也一样，也遂某人心愿地下坑劳改了），难道惩罚只有用警棍不停地打这一种方式？劳动改造的我们在接受惩罚的同时也创造了财富，这有什么不对？我们的工资确实不高，但犯人的劳动，惩罚性是首位的，况且我们每个月还有八块钱的工资，每季度还有四十多块的超产奖（井下中队才有，如果超了产的话），知足吧，好多民工们吃的没我们好，住的比我们差，劳动环境要恶劣得多，照样挨打受骂受虐待，他们辛苦一年有时连一块钱的工钱也要不上呢！况且我们有大锅饭吃，有囚衣穿，冬有棉夏有单，每个月卖货时就算帐上没钱中队也会给同样的一份东西——二三十代方便面，几根火腿肠，毛巾香皂这些都有，就算一个月挣一百万也花不出去呀！再说，我们的茅儿岭有百草牌牙膏、洗衣膏、汾阳有精美的铝器、临汾有发动机、东太堡有夸、还有好多劳改矿挖煤，凭什么外国就要指责这些质优价廉的产品不应该参与竞争？那些待遇还不如我们的民工们的产品就可以参与竞争？什么鸡巴人权，只不过是为攻击别的国家找借口罢了。我对此深感鄙夷。
　　跑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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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指导的这种做法，虽然赢得了人心，调动了犯人的改造积极性，但其弊端（我认为可能算得上是弊端，但也许我是错的）是显而易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勤务犯、三大员们对普通犯人的管理。
　　且不说风得全国号子里的水土之风，就算在每个劳改队里，也合理合法地成立了犯人中的管理机构：积委会——中队劳动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内设主任、纪律委员、学习委员、生产委员、卫生委员等多职，在每个生产组内又合理合法地存在着三大员——值星员、生产员、安全员。这些勤务犯　，其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干部对众多犯人进行监管的。他们从号子到劳改队，由板油到大油一路摸爬滚打混起来，其经历使他们认识到：犯人管理犯人，惟一个“打”字耳！无他。但是，郝指导来了后，这些全变了：又要让他们管，又不让他们打：“你们长得甚的脑子！嗯？！只会个打！嗯？！谁没有长的手！谁不会个打！管理光靠打的话要你们干甚了！回去好好想一想！动动脑子！……”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周扒皮的做法：“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勤务犯在挣分减刑评奖等方面是优先考虑的，所以，在郝指导的厉声斥责下他们抓耳挠腮面红耳赤。有一种说法是“用严格的监规制度来约束犯人”，但是他们总得去管那些违反了制度的犯人吧？也不能象幼儿园的小朋友那样有一丁点情况就去干部办公室汇报吧？这样又显得自己没水平，还会招来一句：“告诉过你把这些事故扼制在萌芽状态！你就不能平时多观察多留点心眼？！嗯？！咋搞得你！就这点水平？嗯？！”
　　所以，我想，在郝指导手下当一个勤务犯，是对人生的一大锤炼。当然这是后话，是今天的想法。当时的我哪里敢奢望去被锤炼啊！偶尔听老毕、小邸说一些坑下干活时的状况，就已经足以让我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我们下队后的第三、四天的上午八点多，卫生委员王权力进来叫我们出去打扫卫生：擦楼道的墙和扶手这些。这是个太原的年轻后生。本来各中队的卫生委员是个挺油的角色，但他的穿戴较朴素且发旧，囚帽是与我们一样的大舌头夏帽，而不是老毕、二黄毛那种小舌头的挺精干的大油帽，再加上我们观察到老毕对他说话时也不很客气——同为老乡，同为积委会成员，却不怎么客气，地位可见一斑，再加上我们四人经过几天的耳濡目染，深知自己即将投入的生产劳动的活有多苦多累，心情自是绝望、压抑、愤愤然，对他对我们干杂活的要求很有些不满。王权力起初在二楼让小邸把我们叫出来干活，小邸说：“你来叫他们一下吧，我跑肚了，正好去上个厕所。”小邸避开了，大概他也觉得这四个新犯人不象其他新犯人一样听话？
　　王权力出现在三楼楼梯口：“哎！你们四个，出来！回号子拿上盆和布子，把楼梯的扶手擦喽！”太原口音。
　　没有动弹。我眼盯着规范本，做苦背规范状，余光瞟见胡玉强和王燕军互相看看，看到刘才清和我都没动，他俩也坐着不动。
　　王权力没料到竟然会有不听话的新犯人，他怒冲冲地来到门口：“咋回事！叫你们了！没听见？！”
　　我根本不相信在劳改队这样的环境里，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后生生气时说话会不是骂骂咧咧的，而他居然没有带粗口，这说明什么呢？虽然他看起来也不是儒雅如孔乙已之流的人，但我对他的直觉是：此人但欺无妨。便在心里冷笑了。这时刘才清感觉到，这怎么也是个老乡，怎么也得维护一下其面子啊，日后免不了要求他照顾，此时顶着不干事小，得罪一个积委会成员事大，况且干些杂活倒也不累：
　　“啊？噢！刚刚背规范了，没听见，”他说着站起来，做弓背捶腰状：“哎呀真是老了。”
　　一看这时才有人起身，我感觉已经算是给王权力墩了个大沫子了，自己也该去干些新犯人所干的活了，便也起身。
　　胡玉强和王燕军也站起来。我们四人回监舍里拿出脸盆，王权力找来几块抹布，我们开始擦墙裙和楼梯扶手。其实这活不重，只是我心里委屈，不想干，不过干开了感觉也不错，每天干坐在小板凳上背规范，也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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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回想起这件事，我认为责任在于王权力，是他没有在一开始就拿住我们。我想要我是王权力，就会在新犯人下队后第一天就把他们叫出来干杂活，并且是趾高气扬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让新犯人感到在他们下组以前，我叫他干什么，他们就应该干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要在一开始就在气势上压住他们。新犯人下了组，中队的勤务犯们就指使不动了。在二十三队优良传统下，勤务犯不敢随意支使生产组内的任何组员去干活：郝指导认为他们每天下坑劳动已经很累了，地面上这些杂活就得由勤务犯们自己动手。但是对没下组的新犯人，是可以叫出来干活的。要不他在第一天就叫我们干，要不就一直别叫我们干。所以我们刚下队的前几天经常见到王权力和逯剑中及另一个泡病号的三人在擦墙，王权力身为卫生委员也一样动手干活，他这种做法显示出的地位，已经让我和刘才清看漏了，所以才敢于抵制他一小会。
万事开关难。这道理王权力也知道，所以他磕磕碰碰开了个头后，以后每天上午都把我们叫出去干这些活。他则象个居委会的碎嘴老太那样，拎着块抹布到处转，神经质地随时伸手摸摸任意一个门框上面看有灰没有。我猜想这是让郝指导屡次突击检查卫生后训怕了。
　　餐厅的勤务犯叫韩文，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同干巴小老头，满脸的皱纹。我真奇怪这么个老头也会犯暴力型的罪？后来得知他老婆搭了个伙计，他一怒之下把两人给废了，哦那是近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的韩文才四十出头，虽说个子小但也是条血气方刚的汉子。我们四人总是最后进餐厅吃饭，小老头韩文总是笑眯眯地告诉我们：“多吃点！抿圪抖，管饱吃！”我想他孩子应该和我们年纪相仿（除了刘才清）。
　　老毕也经常叫我们出操场来干些杂活。几天下来我们慢慢和老毕、逯剑中、小邸等都惯熟了些。毕竟，“新”犯人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以后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大家要在一块劳改。中队就是一个大家庭，一个遇到挫折后无法逃避只能去面对的大家庭，没有人会象在号子里服水土那样去以打骂他人来寻开心。劳改队也打人，并且大油打起板油来更狠，因为手边有工具，而不象在号子里只能用蒙古包、肘子这些，但大多数是大油们为了自己的改造才动手的——中队给自己下达生产任务后，当然得催着组员们快点干啊，况且大油都已是媳妇熬成婆了，哪能亲自动手去把帮去干重活呀。所以，我听他们说，值星员们在地面上对组员都比较客气，一旦换上窑衣，就会露出狰狞之相。除此之外，因为生产任务打几下组员，中队干部们有时会睁只眼闭只眼的。我们四人有时也偷偷问那个每天晒旦包子的逯剑中坑下的活到底有多累，他说男不怕受女不怕透，活再累也累不死人，吃饱抿圪抖睡一觉起来第二天又浑身是劲（这话好象以前在哪听过？）他说主要是工作面太远，坑口的坡太长阶梯太多，新人下坑第一天收工时，基本上都走不回来，由老犯人用钻杆抬上坑的。我倒吸一口凉气。想想也是，工作面离坑口八公里，每天来回要走（出工时是小跑）32里地，真是有点受不了啊！逯剑中又指指远处老毕的头：“看看，主任的头一阵向左偏一阵向右偏，哪有正的时候，”这个我们早就注意到了，他冲着我扬了扬下巴：“坑下的巷道，中间是机车跑的，人行道贴着墙，墙上差不多一米八的地方钉着电缆钩子，你和老毕个子差不多，每天出工就得这样左偏头，收工就得右偏头。一不小心抬正了就要碰钩子。”我问他井下巷道里的人行道不是左右都有？他说就一侧有，五十公分宽的预制板一路铺过去，底下是排水沟，旁边是轨道边的石子，走在石子上会把鞋划破。又有人问如果出工收工的两列犯人碰面后咋办，逯剑中嘿嘿一笑：“咱们队在荫营矿是出了名的毛驴队，别的队出工都是走，一听到远处哗啦哗啦有人跑过来，就赶紧跳到石子上让咱们先过。哪儿都一样，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我听此言，胸腔中似乎有种以能在二十三队劳改为荣的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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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毕走过来了，逯剑中赶紧陪着笑表示没有与新犯人闲谝，只是介绍一个在坑下怎么干活的。老毕闻之咧嘴一笑，他站起身，弓着腰，双手虚握，双臂往后一扬一扬，做手持铁锹往矿斗上装碴状：“有逑的问头，下了坑就把帮，每天就这一个姿势，干就对了。”
　　刘长清有些底虚：“年轻人还能扛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了，咋办呀这？”
　　老毕看了他一眼：“咱们也是老乡，你也是几劳改了，算是老鬼了，可是二十三队，能干出活来才能混得起来。劳动关谁都得过。你就紧着干吧，尽力就行。不过出工不出力可是要挨打的，三大员没有人是傻子。”老毕一向寡言，破例对刘才清说了这么多，也算是谆谆教诲了，就看刘能听进去多少。也难怪刘要发愁，二十年啊！他已经四十多了……
　　我们在三楼坐着背规范时，下午五六点钟，经常能听到操场上有人打篮球，这是早班收工了的和夜班刚起床的犯人们在玩。我偷看了几眼，技术性不强，主要靠来回没屁股地跑。真奇怪这些人哪来这么好的体力。此外球场上有时能看到内勤小曹干事的身影，他打得不错。
　　有教育科的犯人背着照相机来给我们照相。隔天送来相片，中队把相片贴在胸卡上给我们发下来（和人大代表们胸前挂的意思一样），蓝底的，说明我们属从严级管理（从严管队和禁闭室刚放出三个月内、新犯人下队一个月内，都属从严管理），过段时间换成白牌——普通管理级。够一定条件（服刑时间和获奖）后升为二级从宽，棕黄底的胸牌。最高是一级从宽，红牌。一、二级从宽的犯人可以享受许多待遇。从严管理的犯人不能接见，普管犯人接见时只能隔着玻璃打电话，二级从宽可以过去同家人坐在一起说话，一级从宽可以与家人到下面的小餐厅吃饭。二级以上从宽犯才可以往家里打亲情电话，等等。这些以后再说。每个犯人的各种胸牌的更换由中队积委会负责，教育科只管送照片过来。监狱里好多地方都要用相片的，比如文化课的扫盲班毕业证上，小学班毕业证上，初中班毕业证上等。
　　王权力有时把我们四人叫到操场训练队列。我的动作自然标准，刘才清也是久经劳改沙场了，虽是老鬼但动作也基本规范，胡玉强和王燕军经常挨训。有时我们走队列时正赶上早班收了工，他们指指点点，有人在说我走得好：“那可不啊，人家是大学生咧，听说是教导员专门要过来的呢……”每听到这种话，我就感到很悲怆：专门要过来，专门要过来就是让下坑的吗？！
　　有一天是礼拜天，犯人全部不出工。我们四人在操场上干杂活时，旁边有好多犯人，有的光着膀子在洗衣服，有端着茶水闲谝的，这时涌进操场四五个干部，段指导、小曹等人簇拥着的正是郝教导员。一见有干部进到操场，所有犯人无论在干什么，一律放下手里的东西，起立站好（我很佩服这一点，说明中队有传统犯人有素质），我们四人也慌忙起立站好。我看到几个干部指指点点，莫非教导员是专门来看我这个专门要到六大队的犯人开始下坑了没有？想到此我的心里又是一股难过和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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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二十三队进入稳定的新犯人集训期时，家里有点乱。
　　继母后来告诉我，父亲一听到我被转走了转到阳泉去了，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挪不了窝儿，眼睛直直地不知看在哪儿，好半天才缓过神来，然后就开始发愁：在太原找关系已不容易，阳泉离那么远，就算人托人想找个关系，也更难呀！父亲正急得团团转时，突然想起他有个高中同学在阳泉当着个小官，或许在荫营矿上会有认识的干部，能托他照顾一下我。马上电话打过去后，父亲的老同学蔺伯伯满口答应，当即把电话打在许监那儿。许监是长治人，同属晋东南地区，也算半个老乡，听说所托照顾之人叫白露，连连表示知道知道呀，就是我从晋普山接过来的嘛，当时就准备让他留在地面上的，可是冯矿长……
　　冯矿长，大同人。原告欲将我从晋普山转往大同不成，落在荫营后，他们又托人找到冯矿长，提出一定要让我下坑劳改，同时希望能狠狠收拾我，最好能怎样怎样。冯矿长当即表态：人家没犯啥错误，咱好端端地不能收拾他，不过下坑这一条可以做到。所以，我原先以为是“郝教导专门把我要到六大队”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应该是我在被确定只能分到井下中队后被郝教导抢到了六大队（暴力型犯人不一定非得到开拓大队的，谁抢到算谁的），以前我还对去不了考核组而到了六大队下坑劳动而对郝教导心里颇有微词，但一个多月前见到荫营来找我的几个干部后我才得知内情：原来我必须下坑劳改！所以对原先对郝教导的怨言很是惭愧。至于说到冯矿长，他并没做错什么。首先，犯人到了这儿，下坑劳动天经地义（下坑是本份，留地面是人情），其次，他碍于情面把我分到井下中队，也算是给说情者一个交待了：看！这可是活最累苦最重的开拓队吧！满意吧？所以，我后来的工种由井下调到地面，并在荫营五千犯人中也小有名气，冯矿长也许会知道，但他没有追究，就凭这一点我也感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