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关公文化大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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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在关公文化的上述诸要素中，勇是比较表层的内容，但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它是忠、义、仁、智、信、礼得以实现的条件和保证。在汉末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的局面中，关公要对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仁，行事守信、礼等，没有勇武的精神和能力是办不到的。靠着他的勇武绝伦，才能过关斩将，千里寻兄，做到对刘皇叔的忠诚；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侠仗义，斩杀豪霸；靠着他的勇武，才能行仁德，做好事，等等。在后世，关老爷的勇武超群，鼓舞了一代代社会下层民众惩恶扬善的士气。 　　关公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忠义。关公“彻底一忠”，“义贯千古”，他就是忠义的化身，其一生就是一曲忠义的歌。忠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关公文化的研究者对此已形成共识。究其原因，有三个方面：其一，从忠义的内涵与重要性看，忠与义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传统文化中最重要最普遍的两个范畴，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它涵盖了人们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忠调整着封建社会中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纵向的人际关系，要求后者无条件地服从前者，从而形成等级森严、以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秩序；义则调整着朋友、同级、同辈一类横向的人际关系。忠义的内容都是覆盖全社会的，但忠更为统治阶层和正统社会所推崇，而义则更受市民社会、江湖社会的拥护，忠义结合，可谓上下沟通，左右逢源。崇祀关公，宣扬关公文化“欲使君臣劝忠，朋友效义”。这对封建社会正常秩序的维护是绝对重要的。其二，从忠义与关公文化中仁、智、信、礼、勇等内容的关系看，忠义是最能反映关公文化精神实质的部分，是规定、联结关公文化各方面内容的核心。忠体现着封建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方向，是义、仁、智、信、礼、勇的基础和前提。义必须是忠义，即忠君前提下的义，才是封建社会所认可和提倡的。信也必须是忠信，信用要服从对皇帝的忠诚。勇也必须是忠勇，造反者的勇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忠是贯彻关公文化所有内容的，如此才“彻底一忠”。义则是更明显地渗透于关公文化其他诸内容之中的，仁、智、信、礼、勇都贯穿着义的内容，是仁义、义智、信义、礼义、义勇。可见，忠义是统帅仁智信礼勇的，是关公文化的本质与灵魂。其二，从人们对关公文化的评论和赞誉看，对关公文化称颂最多的集中在忠义方面。“精忠贯日月，大义薄云天。”“彻底一忠，耿耿乎生死不相背负；横绝千古，洋洋哉云天常著英灵”“英贯金石，壮节植纲常。平生一片心，皎如赤日光。当其忠义直欲凌太行。”……自古至今，歌颂关公忠义精神的文字不计其数，仅从关庙楹联这种最能揭示关公文化精髓的形式看，赞关公忠义的所占比重很大。又如：“英雄有几称夫子，忠义惟公号帝君。”“秉烛岂避嫌，昼夜思汉室；华容非报恩，始终藐奸雄？”“志在春秋，自昔尊王伸大义；身骑箕尾，于今配帝答孤忠？”“天地一完人，文武才情忠义胆；古今几夫子，英雄面目圣贤心。”“师卧龙，友子龙，龙师龙友；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大义秉春秋，辅汉精忠悬日月；威灵存宇宙，干霄正气壮山河。”于右任先生曾为马来西亚关庙题联：“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如此等等，不列举了。这些楹联无一例外地高度赞誉关公的忠义精神和壮举，歌颂了关公平生对刘汉王朝的无限忠诚，对兄弟、朋友的参天大义。由此不难看出，人们是把忠义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来看的。在这一点上，封建帝王并不愚蠢，他们宣扬关公也知道关键之点。三国之后，历代皇帝对关公的封谥中突出地宣扬“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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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与晃的回答何其相似乃尔！公私多么分明，忠君立场多么显明!与关公公私不分，以义误忠，害国害己是多么明显的对照!这足以说明“义绝”是关公精神的鲜明特征。同时也说明，“义绝”即义的极端，物极必反，正面的义就变成了反面的义，善之义也就转化成了恶之义。关公的义，由于已达到了“绝”的地步，具有“千古一义”的典型性，所以社会影响也远远大于忠。人们往往把关公与岳飞相提并论，称其为忠君的典范，并建“关岳庙”，使其同庙供奉，共享香火。历史上的岳飞的确是忠君的典型，他生为忠君而生，死为忠君而死。其一生奋斗，身为高宗，心为迎徽、钦二帝还，以雪靖康之耻，而且他参与的又是民族矛盾的斗争。相比之下，关公忠的主要对象是尚未即位的汉皇叔刘备，而非在位的汉献帝。故岳飞的忠要高于关公一筹。后世对岳飞的敬仰正是其忠，而关公为后世推崇则主要是义。纵观关公一生，真乃“成也是义，败也是义”。关公确确实实是义的化身。另一种情况是对整个社会来说，就统治者宣扬和鼓吹的关公文化，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部分的关公文化来说，忠的地位高于义，忠统帅义，义从属于忠，为忠服务。这是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忠君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原则，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德观念。封建统治者从维护皇权的决对权威性出发，都极力强调和宣扬忠君思想。受其影响，一般民众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观点。《水浒》中记述，梁山好汉的聚集之地，原来称作“聚义厅”，后来特意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就改变了梁山起义的宗旨，由聚义造反变为忠君报国。
　　最后，义比忠更广泛地渗透于关公文化的其他要素之中。在关公文化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要素中，忠主要是与义结合--忠义，与信结合--忠信，与勇结合--忠勇。而不但渗透于忠，而且与仁、智、信、礼、勇诸内容紧密结合，融为一体，形成忠义、仁义、信义、礼义和义智、义勇，就是，忠、仁、智、信、礼、勇都是在与义的统一中存在并得以体现的，而没有离开义的纯粹的忠、仁、智、信、礼、勇，这是一种内在的结合与统一。因此，义比忠与关公文化的其他部分的联系更紧密一些。
　　忠与义又是紧密联系的。一方面，忠主导义，忠需要义为其服务，离开了义的精神，忠君不容易实现，忠离不开义的配合。另一方面，义气不能离开忠君，否则就可能形成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江湖义气、造反精神。对封建社会的政治需要来说，忠与义必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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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封谥关公的是宋徽宗，他于崇宁元年(1102)敕封关公为“忠惠公”，又于宣和五年(1123年)追封关公“义勇武安王”。在其影响下，后来各地许多关庙都俗称“忠义庙”或“三义庙”，皆突出忠义。宋徽宗在对招安后的梁山起义军头领进行分封时，仍然是强调忠义。把起义军的“正将封忠武郎，偏将封为义节郎”。清代第一个皇帝清世祖福临于顺治九年(1652年)在关公的封号中加“忠义”二字，称“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其后代乾隆皇帝又专门下诏，将封谥关公的“神勇侯”，改谥为“忠义侯”。惟恐人们不知“忠义”之重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关羽改谥专门颁发了一道谕旨：“关帝在当时，力扶炎汉，节气凛然，乃史书所谥，并非嘉名。陈寿于蜀汉有嫌，所撰《三国志》多存私见，遂不为之定论，岂得为公。从前，世祖皇帝曾降谕旨，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褒扬盛烈……夫神之义烈忠诚，海内成知敬祀，而正史犹存旧谥，隐寓讥评，非所以传信万世也。今当抄录《四库全书》，不可相陋习，所有志内关帝谥，应改为忠义。但本传相延已久，民间所行必广，难于更易，著交武英殿，将此旨刊载传末，用垂永远。其官板及内府陈设书籍，并著改刊此旨，一体增入。”在这里，乾隆竟批评历史，篡改历史，以强调对关公忠义的崇奉，足见对忠义是何等重视。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忠义乃关公文化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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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忠义是关公文化的核心，已为定论。如果再深入一层看，忠与义在关公文化中是有区别的。首先是适用范围的区别。忠更多地是适用于封建统治阶层的，主要在社会上层人物中体现得更明显。而义则更多地适用于社会基层群众。就拿梁山农民起义军来说，口口声声“招安”，效忠皇帝的只是以宋江为代表的起义军上层人物。而阮氏三兄弟、武松、鲁智深、李逵等起义军下层人物则是重义胜于忠君，他们才更能体现“仗义疏财归水泊，报仇雪恨上梁山"的造反精神。当宋江作词“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时，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更是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撕作粉碎。从整个关公文化的社会影响来看，拥护义的人比拥护忠的人数更多些。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相对的，拥护忠的人往往也不反对义；主张义的人中许多也讲忠君，但上述武松、李逵以及鲁智深等封建社会的造反者是只讲仗义不讲忠君的。 其次，是忠与义重要性与地位的区别。这又有两种情况，在关公那里，义重于忠，义比忠更彻底地贯穿于关公一生的言行之中。关公对刘备在自觉的层次上是“彻底一忠”的，而“义”无论是在自觉不自觉的层次上都是贯彻终生的。在关公未遇刘备之前，在家乡曾有杀豪霸吕熊、为民除害的义举，并因此而“亡命奔涿郡”。这种行侠仗义行为，为民所乐道，而为统治者所不容。因为只要仔细一分析，就会发现这种“义举”是有违封建统治秩序的，本质上是一种“造反”，支持这种行为，等于支持社会的动乱。因此，这种“义”与“忠”是有一定矛盾的，关公的“义行”，客观上是背忠的，不过，它可能是不自觉的罢了。由此，可以得出一种初步的结论：关公一生还有某种客观上的不“忠”之举，尽管是不自觉的。但义却不然，自始至终，一“义”贯之。当义与忠发生矛盾时，是义克服了忠，所以，义成了他行为的最高准则，尽管这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事。华容释曹就是以义害忠的一例。曹操本是刘备之敌，理应消。但关公为了报曹操之恩，竟放走了曹操。正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回的诗曰：“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放开金锁走蛟龙。”华容逢曹，对关公来说，确是忠义难以两全。忠刘就应杀曹，讲义就要放曹。在忠与义发生矛盾的情况下，关公最终选择了义。从而造成对刘的不忠。这说明关公的义是高于忠的。从人们对关公忠义的评价及社会影响看，义比忠更突出。清代修订《三国演义》，深谙其精义的毛宗岗，把关公称作与诸葛亮“智绝”、曹操“奸绝”并列的“义绝”。明代学者李贽《焚书》称刘、关、张为“三杰”，并发出感叹：“呜呼!惟义不朽，故天地同久。”今人柯文辉先生在其著作《解州关帝庙》中，也明确指出“关羽身上，义多于忠”。由此可知，义是关公精神的核心，也是关公文化的代表。忠不能单独作为关公精神的代表，在忠作为关公文化代表时必离不开义，只有忠义才可以代表关公文化的基本精神。关公作为“义绝”，真是名副其实，其执迷于义，已到了不分敌我的地步，以至于屡屡受挫。《三国演义》第七十六回写到，在关公败走麦城前夕，被魏吴联手夹击，在此你死我活之际，关公还念念不忘与曹操、孙权的将领徐晃、吕蒙的“朋友”之“义”。徐晃奉曹操之命攻关公，而关公还在阵前责问：“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自以为满有道理。而徐晃的回答却是：“厉声大叫曰：‘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关公还吃惊地问：“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国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废公。”“言讫，挥大斧直取关公。”关公已被“义”蒙蔽了双眼，不辨是非敌我。在徐晃面前刚吃了“义”之亏，转眼之间又在东吴吕蒙面前重演“义”之故技：关公在荆州路上，进退无路之时，又差人遗书吕蒙责之：为何背弃昔日之好，取了荆州?而吕蒙回书曰：“蒙昔日与关将军结好，乃一己之私见；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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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公文化的内容与形式
　　第六种：有关关公的各种著作、作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关公本人的少量著述。关公一生征战，少有著述，遗留下来关公作品主要是些书信，至于《忠义经十八章》之类，很可能并非出自关公之手。关公的书信，如：《三与桓侯书》、《与张辽书》、《官渡与操书》、《拜汉寿亭侯复操书》、《归先主谢曹书》、《又致曹书》等。二是记述关羽生平事迹的著作。如陈寿《三国志》，以及《华阳国志》、《关帝志》等史书及《关氏家谱》。三是关于关公的传说、故事、神话。这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关圣帝君圣迹图志.灵感考》就记载了53则，如“解池”、“金氏化狗”、“李忠愍公受书”、“沔阳庙存像”、“于保还乡”、“救张妪获生”、“广平府御水患”、“救沈民部”、“顾孝廉起疾”、“疫鬼避神”、“张副使回生”、“降浦氏兄弟手书”、“换目救儒”、“汤旌三返魂”、“显佑高加偃”、“留青日札”、“圣帝世家”、“闽中小记”、“神钺记”、“科名鉴戒”、“明滇志”、“嘉定捍倭庙记”、“公安疗病”、“木刀救张尚书”、“山海关辟瘟”、“钱家庄捍盗”、“戚三郎得妇”、“临场默助”、“周将军泥刀杀逆子”、“救病示医”…… 四是研究、宣扬关公及其精神的著作、典籍，各种文学艺术作品：文章、诗、词、歌、赋、楹联、戏曲、书法、绘画、雕塑，等等。如《三国演义》、《关圣帝君圣迹图志》、《关帝全书：》等。特别是1995年8月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关帝文献汇编》，堪称关帝文献大成，全书分10册，120万字。内容包括图志、汇考、征集事迹、家谱、祠志、陵庙纪略、经训、传说、故事，等等。涵盖了关公研究的所有方面。
　　第七种：关公的思想道德观念及精神气质，如忠、义、仁、信、礼、勇等。
　　第八种：广泛存在的崇拜关公的情结、情感，包括日常的崇敬、仰慕之情以及宗教情感。
　　第九种：现代尤其是近年来建立的各种研究、弘扬关公文化的社会组织。如学会、协会、关公或关公文化研究会、宗亲会、研究所、关庙联谊会，等等。
　　第十种：全国许多地方由民间或官方举办的各种纪念、宣扬关公文化的活动。如关公文化节、关公庙会，各种研究、开发利用关公文化的座谈会、研讨会，等等。
　　关公文化存在形式的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各种具体的关公文化表现形式无论多么不同，但本质上都是一种关公崇拜现象及其对这一现象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