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个挺吓人的文,发给你们看看,当无聊好了~

晴子

从某论坛上偷来的东东~~挺吓人~~

1992年12月1３日
　　
　　　　当我满身疼痛躺在宿舍床上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后面跟着的是贾力．年轻人用一种特别的眼光看着我：＂起来！跟我们走！你把人家捅死了！＂我一激灵，从床上坐起来，诧异地问：＂捅死了？＂不会吧！我根本就没有捅住人的感觉，但我还是站起来，跟着他们往外走．正围在我旁边的同学们愣住了，交头接耳，不知如何是好．
　　　　走出宿舍楼，寒风凛冽，倒使我冷静不少．虽然我不相信我捅死人了，但这个自称是派出所的小伙子既然说了，就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就托一个身边的老乡给我家打电话，＜一个电话给家中带来的灾难是日后在劳改队的家信中获知的．＞　之后，我便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迈入了派出所的铁门，从此开始了漫漫的铁门铁窗的生涯．
　　　　一进派出所，我就觉得气氛不对：站着坐着有好几个.，有的操着本地方言不知在说些什么．这时，过来一个可能是所里的.，比较和蔼地说：＂你要说实话，把问题交代清楚！＂就着，就让我坐到桌子对面空地上一把折叠椅上，并掏出一副锃亮的手铐，＂嚓！＂地一声，把我的左手同椅子铐在一起．
　　　　手铐！多可怕的一个东西！冰冷！锃亮！发着令人生畏的寒光！这种东西我以前只是在电影电视里见过，今天，它怎么，竟然就会戴到了我的手上！
　　　　我茫然了，我害怕了！我抬起头，好多头顶国徽的公共安全专家走来走去，忙碌着进进出出．有人在用对讲机通话，说什么＂报市局！＂之类我听不懂的话；我再低下头，明晃晃的手铐就赫然套在我的左腕处．我心中一阵悲凉：我为什么就能就会把别人捅死了呢！是不是我这辈子都离不开它了呢！
　　　　一会儿，一个公共安全专家正儿八经地坐到了办公桌后，面对我威严地询问＜不，应该是审问＞我的＂犯罪经过＂．我便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传述了一遍．之后，他问，你是什么时候捅的人！我再三声明确实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把人家捅住了．最后，他又让我签字画抻，证明所述是实．
　　　　好多的公共安全专家又全出去了．屋里一个人也没有，虽然放着不少东西，但我还是感觉空旷得可怕！好象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挤压我，挤压．．．．．．
　　　　夜已深了．过了好大一会，又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公共安全专家审问我．他矮，胖，上身是警服，下穿兰大裆裤。他和另一人把我从派出所内带出来，回到案发现场了解些具体情况。当然，我是带着铐子的。
　　　　夜好冷！天色好吓人！墨蓝墨蓝的。月亮好惨白，发出惨人的光笼罩着大学校园。风好刺骨，让我凉到心里，凉到骨髓里。
　　　　我被带到案发的餐厅门口，向他们详细指点，在哪个地点发生了什么：我是在什么地方被拦住，又在什么地方被绊倒殴打，又在哪棵树旁被再次殴打。终于，这个老头从这棵树旁边的土里，找出了凶器－－我那把水果刀掉落的刀刃部分。但它是什么时候掉的我的确不清楚。
　　　　细致地问了一遍后，老头又要把我带回派出所。我向着宿舍楼的方向看了看，黑黝黝的，静悄悄的。可爱的同学们，你们可是在梦乡？你们在梦里见我了吗？见到带着手铐的绝望的我了吗？你我昨天还是同窗，明日我就不知会漂在何方！别了，我深爱的人！别了，我深爱的大学生活！别了！我的一切的一切！
　　　　　回到派出所里，他们把我铐在屋角的暖气片的竖管上，我被迫一直站着。整晚上我很困，但睡不着。一方面因为是总让着，另一方面主要是害怕。就这样站啊站，左右腿轮流做这支撑点。但我的心中没有支撑点，有的只是一片空白……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窗外依稀传来走动声。噢！该上早自习了！果然，三三两两的同学谈笑着从窗外走过，操场上也传来隐约的锻炼身体的声音。要在往日，我也汇在晨练的人流中，自由自在地跑步，打球，呼吸着冰凉入肺的空气，而现在呢．．．．．．我羡慕，我渴望！可是，再看看腕上的手铐，我的心中一阵悲凉，悲哀，悲伤．天是快亮了，天亮以后我会怎样呢？我不知道，也不愿去想．
　　　　天一点一点地亮了．
　　　　又有人进来审问我，一再问我捅死人的具体细节，可我真的不知道啊！他们几个人打我一个，我招架还招架不过来，怎能知道刀子哪一下捅进哪个人的哪个部位呢！无奈，我只好一遍遍地重复。到后来都有些机械了，麻木了。
　　　　我饿了。虽然没有食欲，但我身高体胖，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呀。可是，没人给我送饭吃。
　　　　上午，隔壁传来打人的声音，还有一个人大叫：“妈呀！疼呀！”
　　　　快中午时，打我的七个人中的一个也被铐着带进我所在的房间，坐在我的对面。他有点畏惧地看着我。他怕什么呢？噢！我是个杀人犯，他害怕我！我瞥了他一眼，他不敢与我对视，惊慌地低下了头。我懒得看他，抬头漠然望着窗外灰白的天空，脑海里反复地在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真的成了杀人犯了吗？
　　　　他在对面不停地写着什么，好象是交待材料。一会儿，贾力也被带进来写材料，摁手指印。
　　　　中午一点多，有人拿进一个馒头和一快餐杯烩菜，解开我铐在暖气管上的铐子，但又把它铐在办公桌的腿上，让我坐在桌前吃饭。我真的饿了，站了一晚的腿也困得厉害。几分钟就把饭一扫而光。但我的心头越发得空荡荡的。还好，吃完饭后我的铐子还在桌子腿上，也使我能坐着发呆。
　　　　下午，寂寞的下午。突然，郭老师推开门进来了。她仍穿着那件红色半大毛衣，披肩长发，但她的脸色是那么苍白，苍白得让人心痛！她不是来看我的，她瞥了屋里一眼，便匆匆走了。
　　　　郭老师！你不要走！我连累了你，但求求你不要走！我害怕在这儿！我在心底声嘶力竭地喊着。但郭老师还是走了。我这才突然感到，所有的人都会象她一样离我而去！没有人会帮我！我会孤单单地走向充满恐惧的未来！我的灵魂象被掏空了，心里什么也没有了，失落，失落……
　　　　天塌了……
　　　　天色又暗了下来。我被解开铐子，带进隔壁屋子里照相。墙上标着高度。我被机械地推到墙跟前，正面的，左侧的，右侧的。
　　　　照完像，几个人在交谈：“走吧？”“走吧。”
　　　　于是，一个年青小伙子和一个女的带着我往外走。在即将走出派出所大门时，突然，杨梅不知从哪跑出来，冲到我面前时已是泪流满面。她哽咽地对我说：“你，到了里面可要好好的……＂我无言．
　　　　对视了几秒，两个.催我快走．
　　　　走出派出所，坐上一辆旧上海．汽车驶出了学校的大门．
　　　　再见了！可爱的经管院！再见了！美丽的大学生活！再见了！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虽然不知道是否永别，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次相见！
　　　　一路上我心乱如麻，只有杨梅带泪的脸庞一直浮现在我眼前，并让我终生难忘！

二　〕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傍晚
　　　　一路上，汽车飞驰．马路两旁的路灯和霓虹灯飞也似地向后退．我心里没底，也很害怕，禁不住问身旁的女.，我想女的应该好说话点：＂这是去哪儿呀？＂她冷冰冰地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嘲弄的意味，又冷冰冰地吐出两个字：＂局里！＂什么是＂局里＂我不懂却也不敢问．我对公共安全专家的害怕和憎恨就是从这冰冷的两个字开始慢慢积累起来的．
　　　　终于，车停在一幢楼前．我被带到三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年轻的男公共安全专家拿过纸笔对我说：＂你再把你的事情经过详细写一遍，写完就没事了．＂我一听＂事情经过＂而不是＂犯罪经过＂，再加上＂写完就没事了＂这句，心中狂喜！难道我真的写完就又可以回学校了吗？心中＂嗖！＂地飘起一个希望的肥皂泡．殊不知，此＂没事了＂是指可以把我送走，不归他们管了的没事了，而非我＂没事了＂．
　　　　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按捺住心头的不安和希冀，我认认真真地又写了一遍＂事情经过＂．写完后天已完全黑了．电视上放的是《机器猫》．百无聊赖的我仍被铐在桌子腿上．由于昨晚一宿没睡，今天又折腾了一天，我扛不住，趴到桌上睡着了．朦胧之间，听到那个男警问女警：.＂.要不要先放进去？＂女的答：＂用不着，一会儿就送走了．＂日后我才了解到，.里也有个临时关人的小屋．这个女公共安全专家大发慈悲，没有把我关进去先＂体验＂一下生活，而是一步到位地把我直接送入了看守所．
　　　　不知睡了多大一会，男公共安全专家叫起我，却把我的裤带抽走了，让我用我穿的旅游鞋上的鞋带系住裤子．真别扭！然后，把我带上车，和那个女公共安全专家一起，又把我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估计当时是八点左右．　　
　　　　汽车在路上行驶过程中，女公共安全专家冷不丁冒出一句：＂到里面好好呆着，有什么事找干部！＂我一愣，也不知这是去哪里面，也不知会有什么事，便怯怯地问：＂有什么事？＂女公共安全专家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知道服水土吗？＂噢！这个我知道，：＂是不是换个地方住就会肚子不舒服这个呀？＂他们很博学地笑了．我不知是对是错，也不敢再问了．天哪！谁知道＂服水土＂是指号子里的老犯人打新来的犯人！
　　　　旧上海在小巷中颠簸，一会儿，停在一幢楼房前，依稀能看见一个老头公共安全专家从里面踱出来．车上的两个公共安全专家认识他，下去和他嘻笑了几句，上楼办手续去了．车上只剩下我和司机两人．
　　　　司机随手拧开收音机，悠扬的旋律飘了出来．先是《像雾像雨又像风》，然后是《风中的承诺》。音乐的感染力和渗透力此时无与伦比地表现出来，以致于直到现在我一听到这两首歌，心里就有种被揪起来的难受感觉。
　　　　“我对你的情你永远不明了，我对你的爱却永远在煎熬。寂寞夜里我无助地寻找，找寻一个不变的依靠。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来来去去只留下一场空！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风，就让我的心随着你颤动！”
　　　　是啊！在这寂寞的夜里，我也在寻找依靠，可那依靠又在哪儿呢？雾，雨，风，它们就是我的依靠吗？也许是吧，它们倏来倏去，不留影踪，多形象的比喻！可世间的任何东西如今于我而言，何尝不是一场空呢！
　　　　“昨夜的雨，惊醒我沉睡中的梦；迷惑的心，缠满着昨日的伤痛！冷冷的风，不再有往日的温柔；失去的爱，是否还能够再拥有！漫漫长路，谁能告诉我，究竟会有多少错！何处是我最终的居留！曾经在雨中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曾经在风中对我说，永远不离开我！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镜头，为何一切到了尽头，还是空！
　　　　啊！多摄魂夺魄的旋律！为何一切在我眼前都成了空！想起风雨中的往事，想起往昔温柔缠绵的一幕一幕，我心头如刀绞般疼痛！我已注定要飘泊，哪还敢奢求那曾经的承诺呢！是否一切的一切，都将离我而去，成了空！看看马路两旁昏黄但温暖的街灯，看看热气弥漫的小吃摊点，再看看匆匆来又匆匆去的行人，这一切于我都来象已是另一个世界的影象，而我则已被命运之神从那个世界一脚蹬了出来，会落到哪儿还不知道，或许正在空中飘荡着吧！
　　　　低头看看腕上的手铐，抬头看着远处高墙上游动的哨兵肩上刺刀雪亮的寒光，我不寒而粟，我绝望了！
　　　　“我不应该来这儿的！我怎么能被送进高墙电网内昵！我真的不知什么时候把别人捅死的！是他们先打我的！是他们七个人打我一个的！打得我头晕脑胀我自卫时伤着他们的！我不要进去！”
　　　　我在心里呐喊着。我好怕！从骨髓里渗出的寒意使我颤抖了！我的精神就要崩溃了！


三 〕
　　　　但是，无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１４日夜１０时许
　　　　
　　　　两个公共安全专家从楼里走出来，一身轻松显然是办完手续了。可能是由于夜已深，找人费了些周折，所以才让我多呼吸了好大一会自由的空气。
　　　　汽车门被拉开了。“下车！”
　　　　我赶忙钻出来，被他们押着，向那幢黑乎乎似噬人怪兽的大口一样的建筑物走去。走到门口，门卫室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把他那夹克留下！”
　　　　两个公共安全专家闻声，扭头对我说：“脱了外套吧！反正到里面也没用！“
　　　　”没用？”我很纳闷，里面很暖和？但又不敢吱声，赶快给他们脱了下来，一个公共安全专家接住顺手扔进了门卫室。
　　　　这是一件水洗布的夹克，质地还不错。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个看门的公共安全专家想要，胡说什么“没用”！
　　　　来到高墙下大铁门前，墙上的一个大兵放下根绳子，绳头有个纸夹。公共安全专家把写有我名字的小票夹在上面，大兵又吊了上去。核实后，在墙上拉了一下栓，只听“哗啦”，大铁门上开了一个小铁门。
　　　　我们一行走进后，“哗啦”，门又被关住了。“哗啦”声在寂静的冬夜里传遍了全监，它向犯人们公告：又有新犯人送来啦！
　　　　阴冷的月光下，走过了一排排的监舍，我被押进一个办公室里。一个睡眼惺忪的老头公共安全专家在迎接我们。两名押我的公共安全专家说：“这是朱干事！”我抬头望去，一张布满皱纹的老脸，显然还有美梦被吵醒的愠怒。
　　　　两个公共安全专家叮嘱我：“在里面好好呆着吧！”之后，和朱干事聊了几句，转身走了。
　　　　但是现在，这两个我原先惧怕的两个人我也不想让他们走。我好害怕被一个人留在这可怕的地方。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儿是哪儿，但，就算我知道了，我有办法吗？没有！我一阵悲哀。
　　　　朱干事看了看我，叽哩呱啦就了一堆话，但我是一句也没听懂，不过最后两个字由于他站起来朝看门挥了挥手，就让我猜出来了：＂出去！＂
　　　　推开左侧的一扇门，我发现自己来到了真正的牢狱．
　　　　每间监舍都有一扇黑门，但门的中部靠上有个十厘米左右直径的园孔，不知道是用来干什么的．园孔上还被一个圆铁皮盖着．犯人们不时从里面伸出手把铁皮拨开以观察院里的情况．每间监舍还有一个扁窗户，四十厘米高，一米长．窗户只能向外开，里面钉着铁栅栏。刚才拉栓开门的声音刺激了在牢里住了好久的犯人的神经．如同吃了兴奋剂一般，他们蜂拥挤到门上和窗上看。
　　　　每个窗户上都挤满了人头，是光头，刚长出一点点，毛茬茬的令人害怕。挤不到窗户边的就踮起脚尖在后面跳着看。每扇门上的圆孔内，都是不停眨巴的眼睛。天哪！这分明是一群狼！它们会吃了我！一点骨头也不剩！
　　　　正在我惊恐地向后退时，朱干事带着一个犯人也走进院子。这个犯人特胖，穿一身棉衣，十分臃肿，光头锃亮，脸上的肥肉堆得使本不大的眼睛看上去特小，但贼亮。
　　　　朱干事一见犯人都在看着我，怒吼了一声，可能是“都快睡觉！”的意思，犯人的光头“倏”地就一齐从窗户、圆孔里消失了。院子里又是一片寂静。
　　　　朱干事推开第一个监舍的门，里面没住犯人，是空的。那个胖子犯人搜了我的身，很仔细。之后笑嘻嘻地问：“大学生？”他的笑当时于我而言更象是狞笑。但我在慌乱中还是赶忙点了点头。
　　　　随后，朱干事手中拎着一串“哗啦啦”做响的大钥匙，领着我走到上面写着“５”的监舍门口，“哗啦啦”，开了锁，“啪！”，拉开门栓，对我说：“进！”
　　　　我闻声赶忙迈腿。后脚刚进去，只听“咣铛！”一声巨响，扭头一看，铁门被关上了！又是“啪！”地一声，是朱干事从外面拨开门上圆孔的铁片盖子，冲着圆孔向监舍里吼道：“不许胡闹！”接着又是“啪！”地一声，铁盖子被放下了。
　　　　我慢慢扭过头，在铺上铺下七双眼睛的注视下慢慢扭过头。开始打量眼前这间牢房。
　　　　这就我入监的第一天，也是我漫漫牢狱生涯的第一天。
　　　　从这天开始，我由羊慢慢变成了狼。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7 3:41:38编辑过]

关云很长

今天终于又把你发的给看完了。。。亲爱的晴子。。赶紧的再发。或者你干脆直接给我QQ把所有的东西都发过来！呵呵。。。每次看到这个我都觉的好亲切！就像自己昨天发生的事，又回到了以前！！

晴子

嗯,半夜给笑天讲鬼故事~~别哭鼻子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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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故事？ [em09]

晴子

第二章结束~~要看的话等~~

晴子

四　十　九　　　　离　别　倒　计　时
　　　　
　　　　这个年，我基本是在恍惚中度过的。
　　　　初一到初五，每天还是上午饺子下午肉菜。我还是每天忙碌着带几个犯人去厨房把四监当天的面、馅领回来，分到各号，当然得先“瓦”掉多半袋面粉和半脸盆肉馅；然后张罗着带人去厨房领笼屉，各号摆好各自的饺子后，再带人把笼屉送回厨房，顺便说一下，现在六号的各位已经不亲自动手包饺子了，各人把自己的面和馅放到关系号子里，吃的时候进号里随便吃点，号子里也相当欢迎我们深入基层而且自带原料；饺子蒸熟后我再带人去抬回饺子；之后再带人送笼屉。来来回回间还是忘不了肆无忌惮地瞄路上女犯人们的身体，如果不是女干事们而是苏阿姨带着女犯们抬或送笼屉，我还可以同几个面熟的且长相不错的女大油们谝几句，调调情。
　　　　不过，这一切都是在半梦游的状态下进行的，更多的时候我在默默地注视着所走过的每一个业已熟悉的角落，在心底同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道别。
　　　　印象中96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晚，还没过正月十五，阳历已经进了三月。
　　　　三月，春暖花开，万物苏醒。我在忐忑中等待着高院裁定的下达，等待着随时卷铺盖，向劳改队开拔。因为下了裁定就可以与家属接见，我对亲人的思念之心又在蠢蠢欲动。爸爸他们会来看我吗？有没有把我忘了呢？有没有收到那封写着我想回晋普山想离家近一点的信？他有这个能力吗？三年多了，家里还好吗？妈妈还好吗？
　　　　如今的我是不能回忆母亲的。无论何时何地，一想到、一提到、一写到妈妈我就喉咙哽咽热泪盈眶。我不能看任何关于母爱的文章、电影等，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我年纪多大，我总是忍不住会掉下泪来。
　　　　可恶的老田，由不得我现在还要无情地诅咒他。不是因为他打了我四十多个大耳光，而是在这我即将要离开上马街的日子里，他根本不顾及这一年多来我象狗一样听话象狐狸一样考虑周到地为六个干部全方位细致地服伺，不仅丝毫不掩饰对我的冷漠和鄙夷，还经常嘴角挂着幸灾乐祸的笑问我：“眼镜，你知不知道你家里现在咋回事！知不知道你妈现在咋的了！“我很无奈，因为在92年我高考之前，就得知母亲是比较严重的肝硬化腹水，同时伴有比较严重的神经分裂症。医生已经告诉过父亲和我：母亲的身体怕是支持不了一两年。这三年多来我从未敢想象妈妈会如何，我根本不敢去想！父亲总是来信说家中一切都好，我也假装浑然不觉地以此来欺骗自己。我都熬了三年多了，快熬到头了，很快就可以用自己的眼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家中发生的一切！但是老田，他讥讽地笑着这样问我，明显是在暗示我，明显是巴不得我出点什么事，最少是巴不得我难过，他还在紧盯着我等着我的回答！我能怎样？我只好脸上堆笑假装快乐地说：“我进号子以前母亲就身体不大好，不过这三年爸爸一直告诉我家里没事。等我马上去了劳改队就知道了。”说完我马上找借口溜出了六号（老田有时也进六号，坐在铺上与跑号的们闲聊），躲进库房。我有些气急败坏，很有些谎言被揭穿的羞耻，脸上应该是一阵红一阵白。可是，我必须这样回答。
　　　　大阎现在也有时过来看看我，送给我一些家里托她捎进来的煮鸡蛋、肉丸子等（出狱后妈妈说，每次去太原之前的晚上，她和爸爸总是为我煮一大锅鸡蛋，或者炸好多肉丸子，让上马街的阎干事给我捎进去。可我不由得在心里嘀咕：没给我捎过几次吃的呀！每次给的也不多呀！也许大阎也想尝尝来自家乡的土特产吧。哦对了，此处的妈妈是指后妈）。
　　　　有一天我在伺候老陈洗完脸后，忠厚少言的小个子老陈干事笑呵呵地说：“小白，还真有点舍不得你走咧。”
　　　　我也笑着说：“陈干事，其实谁也能干好的。”
　　　　老陈说：“你脑子活有眼色，卖货记帐吧就不说了，就伺候干部这方面，真是考虑得周到咧。”
　　　　我笑着端起脸盆：“只要用心，谁也能干好的陈干事。”
　　　　说着退出办公室，倒掉脏水，用清水摆了几遍毛巾，然后拖干净地，这才离开。
　　　　其他干事没说过什么留恋的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犯人，他们生离死别都见得多了，何况送走一个小跑号乎！小刘也没说什么，大概是认为大家都是年轻人，勿庸多言，尽在不言中吧！
五　　十　　　　　　是　终　点，也　是　起　点
　　　　
　　　　1996年3月11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终于对我的上诉案下达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和我预料中的一样。我把失落埋藏在心底，脸上堆出半真半假的兴奋和期待：十年！透他妈的也不算重！况且终于可以去劳改队了！终于对何时出狱重获自由有了明确的目标了！终于可以挣分减刑了！终于可以与亲人见面了！
　　　　于是我开始为即将到来且无法逃避的劳改生涯做认真细致的打算：
　　　　随身带的东西越简单越好。书是一定要带的。日用品届时带一套半旧的即可，因为听说东太堡入监队的大油们“瓦”东西也很厉害，带上新的去纯属肉包送狗自讨苦吃。衣服嘛，劳改队不准有便衣，临走时看守所会统一给我们发囚衣外套，五一到十一期间走发衬衣，其余时间走发棉衣裤，都是榆次茅儿岭女监里姐妹们的劳动成果。听说劳改队里不让穿羊毛衫羊毛裤，不管逑它，我且穿着去，到时候不叫穿我再脱了。我现在身上的羊毛衫羊毛裤都是“瓦”号子里的，质量自然没得说，款式、颜色、花纹等都是我很中意的。听说劳改队里的秋衣秋裤、衬衣衬裤等内衣，都得用油漆涂上“劳改”二字，怕犯人穿上它们越狱后不好辨认。唉！可惜了我身上这三枪了，虽然也是“瓦”别人的。铺盖嘛，随时卷起来都可以，床单被罩都让号子里洗得相当干净，被褥也是前阵子让许宏哲拆洗了又絮的（他针线活好，比我还好）。
　　　　李华卫也接到裁定了，也是“维持”。他这几天倒没怎么准备。唉！人不能和人比呀！用他的话讲：上马街憋死人了！到了劳改队那就是咱的天下！想咋混就咋混，想去哪就去哪！
　　　　听说监管系统分为三级：祁县一监汾阳二监临汾三监这三个监狱属于一级管理，半天劳动半天学习，以改造思想为主；而东太堡、长治有个什么农场这类犯人的中转站的劳改队属于三级管理，以东太堡为例，周边几个市数十个县区的已决犯统一送在这儿，经过短暂的集结后各奔东西，这儿人多且杂，人心不稳，以防止逃跑为主；而省内其他十几个劳改队都属于二级管理，以劳动和改造相结合。
　　　　听说，东太堡砖场，除生活科教育科狱政科直辖的一些犯人外，其他犯人都在三个生产大队里。每个大队处于顶尖领导层的是三大员－－大值星员、大生产员、大统计员（三大员的工种与工艺流程有关，劳改煤矿的三大员就是值星员、生产员、安全员）；三大员下面是生产小组的小组长，负责具体安排工作、监督产量等；再往下是些放小哨的犯人，砖场，面积很大，四周也没有高墙电网，武警也看不过来，这些放小哨的就人手一根白腊杆，隔数十米一个地站岗巡逻，他们自身是不会逃跑的，因为他们已经身处领导阶层，每天吃香喝辣，不受苦减刑还不少，傻子才逃跑啊！再往下，就是实实在在的劳改犯了。
　　　　听说，东太堡的三个生产大队，号称“毛驴队”，毛驴是怎样干活的，这儿的犯人便是怎样干活的。其中拉平车的工种人数最多。这种平车与农村普通的平车不一样，它加长加宽，拉土的有木板，拉干坯、湿坯和砖的平车没有木板，全是钢管焊的架子，载重量特别大。拉平车的要求是“空车飞，满车跑”，拉空车时车轮必须飞快转动，不能让别人看到辐丝的存在，一旦看到，白腊杆便劈头盖脸抡过来。对于每辆平车的主人－－“毛驴”而言，必须相当爱惜他的劳动工具，平时就得给轮胎打足气，轴承处经常上黄油，车把等处也擦得锃亮，这不仅是司法部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中所要求的，更是与他们的生产任务息息相关的：板车有点毛病导致完不成当日的生产配额，是会受到加倍的惩罚的。哪个毛驴如果同家属接见了，拿回来孝敬给大油们的东西还说得过去，会安排他在两三天内不拉车，而是站在某上坡处，为每辆过来的平车推一把，而如果哪个毛驴目无尊长或得罪了上面，他的平车上便会被安排一个犯人站在上面，监督着他多跑若干趟；敢服股则又有白腊杆漫天飞舞；如果监督者徇私枉法，那他也会变为毛驴，共同接受惩罚，因为暗中更有其他的监督者。听说，东太堡砖场取土的地方，已经由一座黄土山，变成了一个大土坑，站在上面，看一个个毛驴拉着板车蜿蜒而上或蜿蜒而下，委是壮观呢！听说拉土不算重活，拉湿坯最重，满满一车坯子，重量超过一千斤呢！
　　　　听说，除了拉车的毛驴，还有些比较讲究技术的工种，比如码坯的和出窑的。码坯就不多说了，出窑这些犯人，着实了得！窑内持续的高温使他们磨炼出了耐火砖般的意志，他们虽然手上也有橡胶皮子保护肉体，但那个没什么大用，手掌总是时不时地会与灼热的砖块接触，久而久之，他们的掌心磨出了厚厚的老茧。听说，他们可以用手在烧得通红的铁捅火棍上捋来捋去而不伤手，别人只能闻到角质层被火烤焦的糊味！太可怕了！
　　　　所有的这一切，是不需要干部出面管理的，犯人中金字塔形的管理机构就完全能应付得了。每个劳改队中的所有犯人都自发地填充成一个个的金字塔，每个犯人都在努力向上爬。毕竟，谁不想做老大！
　　　　东太堡砖场、毛驴队的活便是这样的苦，但仍是绝大多数犯人的首选。他们（包括我）宁愿在这儿留在这儿干重体力活，也害怕去劳改煤矿下井。听说井下四块石头夹一块肉，稍微有个冒顶、塌方、瓦斯爆炸之类的事故，就完了，全完了！留在这儿当毛驴再苦也还是在地面上，再说受些苦有什么啊！古人云：男不怕受，女不怕透。累了一天下来，只要吃饱饭，睡一觉，第二天照样体力充沛！我见过在荫营煤矿住过的陕红凯，在西峪煤矿住过的邓文科，在固庄煤矿住过的假冒商标，他们都说在劳改矿如何如何好，但也承认只要下井，或多或少都得留下点伤痕以供日后怀念。所以，我也对劳改矿心存极大的恐惧。我想留在东太堡，最好当个犯人老师，对这个理想的渴望与日俱增，迫不及待，忧心忡忡。
　　　　1996年3月14日，我下了裁定后的第三天，突然接到通知：接见!
　　 　　我欣喜若狂啊！我在心中手舞足蹈，如颠似狂，一阵大悲一阵大喜，一阵手脚发麻一阵手足无措。
　　　　但是，当提审室的小铁门打开，扑入我眼帘的是铁栅栏对面爸爸慈祥渴望的眼神！还有他左右好几个亲戚热情的呼唤！我什么想法也没有了！热泪夺眶而出。隔着栏杆我的双手被紧紧握在好几双温暖的大手中。我泪如泉涌，泣不成声！92年怀揣雄心壮志来省城上大学、一度风采飞扬的儿子，如今却沦为此般模样！从霎那间音讯全无开始，这一别竟是三年多！这三年多来我受了多少苦！不过好在儿子经历了这番磨难，今天还是挺拔笔直地站在父亲面前，虽说黑了，瘦了，但成熟了，懂事了。这三年多亲人们为********少心啊！泪眼朦胧间我看见父亲的两鬓已有些花白，面容欣喜却掩不住憔悴！我心大恸！
　　　　爸爸告诉我，这几年中奶奶去世了，伯父去世了。我真没想到三年中竟会发生这么多变故，不过这些还不是我最关心的。我故做平静地问，妈妈身体怎么样。爸爸支吾着说还好还好，便岔开话题。我的心头那种不祥的预感又增加了几分。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确实到了劳改队，或有可能的话回到晋普山，再详细地问妈妈的情况吧。我也默契地问了些家中其他事情。当我问起能否把我转回晋普山时，父亲说，尽量吧！这话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父亲是个很收敛的人，事情尚未办成之前绝不夸海口。他这样平静的答复使我心稍安。
　　　　奇怪的是，我同爸爸等人讲话，死活不会讲家乡话了！话一出口便是普通话。这是为什么呢？古人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嘛，可我这是怎么了？这三年多我的确没使用过一次家乡话，仅见过一个老乡还也说着普通话。我的普通话一开始不标准，每天早上听广播时，还在心里跟着播音员默读以纠正发音。可是，面对亲人时却不会用方言说话，总是有些尴尬。
　　　　半个小时的接见很快结束了。我接过爸爸他们给我买的大包小包，与他们依依惜别。可能是由于三年多来第一次接见，太兴奋了，面对面时满腹话不知从何说起，临走时却突然感到想要倾诉的太多太多。唉！我在心里安慰自己：不急，以后有的是机会。
　　　　回到四监，我把带回来的好吃的先准备出三份，让六位干部在当班时都能品尝一些，然后把余下的全扔到六号铺上，大家一起动手，一次性把它们消灭光。我不抽烟，所以爸爸这次也没给我买烟。
　　　　不过，李华卫的烟多。他下裁定后的这几天已经接见好几次了，与父母、与老婆、与姐姐和姐夫、与狐朋狗友们，每次回来总是大包小包。我和他关系不错，当然大快朵颐（这个字不一定对）了。他以前抽五块一包的红梅，现在只抽三五。我也向他要了几包三五红塔山以备不时之需。这不算“瓦”，谁敢“瓦”他啊！这完全是朋友感情。
　　　　好象是3月20日？李华卫随着开年来上马街往劳改队送走的第一批犯人离开了。他穿着臃肿的棉衣囚服与我拥抱做别，“你也快了，你到了东太堡要是我还在，逑的事没有！那儿就是咱家！”
　　　　小胳膊李华卫走了。他虽然年纪比我大几岁，但玩世不恭，还有些童心未泯，我和他挺谈得来，经常肆无忌惮地戏弄他的小肉胳膊他也毫不介意。他先我而去，但我不确定自己哪天会走，不确定到了东太堡后他还在不在。所以，以后主要还是靠自己。
　　　　1996年3月22日，期盼以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又一批送往劳改队的名单中，出现了我的名字！
　　　　我忘了当班的干部是哪两位，不过我一定很有礼貌地与他们道别，感谢所有干事在这两年中对我的关照，而绝不会因为这辈子也许再也不会再见面而忘乎所以，那不是我作人的原则。我向干部交了钥匙，向王孝和交接了帐目。王孝和也在忙碌着帮我收拾铺盖和其他东西，以及换上不合身的臃肿不堪的灰色棉衣棉裤囚服，然后与我拥抱道别。我最后一次在四监院子里走过，向每个号子的头铺以及认识的所有犯人一一握手道别。很可惜的是，与我关系最好的许宏哲和张庆明后来都枪毙了，只有小武，武众卫与我在荫营相见。
　　　　出发的时刻到了。我再次与跑号的各位一一拥抱，挥挥手，抱起铺盖卷，迈出了四监。
　　　　经过大院，报数出了二道门，再报数出了大铁门。再回首，看着熟悉的上马街，我的心中蓦然升起无名的忧伤。
　　　　再见了上马街！再见了我呆了两年多的四监！再见了各位！
　　　　pol.ice呼啸，带着我们一行七八个已决犯驶离上马街，离市区越来越远。我知道，前方目的地是东太堡，但我不知道，未来近七年劳改生涯中，等待我的将会是什么……

晴子

四　十　八　　　　　　除　　夕　　感　　言
　　
　　　　
　　　　四监的货也卖了，烟也分到各号了。各号孝敬给我和王孝和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笑纳了。毕竟已是腊月三十，眼看就要过年了。
　　　　跑号这么久了，我不仅同四监的六位干部关系捻（好象应该是禾字旁）熟，还和其他监的各位干事、医务室的李医生、财务室的巩胖和小徐、厨房的白妞黑妞东北大娘等混得都比较熟，而且，我还同房顶巡逻的大兵（武警）们也混得很熟。
　　　　大兵们之中，有一名姓原的与我是标准的老乡，来自一个县的。他刚开始是炊事兵，不上墙的。我是在与其他大兵闲谝时得知有这么一个老乡的，可惜见不到。95年夏，咦？突然就见他上墙了！听别人说他家里给找了关系，不让他做饭了，也上墙巡逻了。不过再怎么找关系他也还算是个新兵。部队里新兵受到老兵的欺负一点也不亚于服水土的。我不清楚小原有没有挨打，只是见他巡逻时刚开始根本不敢与我谝，一句也不敢。后来慢慢的，他敢于趁其他人不注意时与我谝几句套套老乡了。再后来，他就敢大模大样地站在三监房顶与我聊好大一会了。从他的口中，我得知这三年来家乡变化巨大，什么夜总会大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街头也有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鸡。我很是欣慰，因为娼盛与繁荣富裕有着最简单最必然的联系，所以我知道家乡人民有钱了。和小原聊天时，我俩都用普通话。我也很想说说家乡方言，可怎么也说不出口，这让我很是怀疑自己语言能力的退化。与其他大兵闲谝时，他们经常向我要盒烟抽或要两根火腿肠吃，我也总是慷慨地给他们扔上去（向我要东西，说明看得起我，说明给我面子，此处不可有污蔑大兵们的任何想法），而在同小原闲谝时他从未向我索要过这些，虽然我口袋里总是装着红塔山或三五万宝路时刻准备着给他扔上去的。他只是有时向我要个馒头喂他牵着的狗。我曾托他给父亲寄过一封信，信上表达了思念之情以及自己想回晋普山服刑的愿望。我把信夹在馒头里给他扔了上去，他偷眼望着四周，紧张地把信揣起来，然后迅速地把馒头喂了狗。后来他确实把信帮我邮走了，父亲也确实收到了。感谢小原！遗憾的是，我出狱后小原曾到我家来看过我，自上马街一别已是三年多，我怎么也想不起他是哪位，经他一提醒我才恍然大悟。我的心里很是尴尬。对不起！
　　　　扯远了。
　　　　大年三十下午武警是要例行入监查号的。我不着急，因为墙上当值的大兵会告诉我估计几点才查到四监。我只需提前半个小时，拎了篮子，挨个号让头铺把他们的违禁品交到我这儿，有烟、打火机、指甲刀、半导体、电动剃须刀（由此可见号子里犯人们，特别是大油们的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至于现金嘛，有信得过我的就交由我代为保管，自认为和我关系不铁的就自想办法了，毕竟铺板一抬，坑洞里可以放的东西很多。我把满满一篮违禁品放到我的库房，门一锁，钥匙往干部办公室一挂，就等着大兵们进来了。
　　　　不大一会，涌进来七八个武警。带队的是个几杠几星（对军衔我不懂）的小个子班长。我同他热情洋溢地握手，因为我们都是老熟人啦。我们互拜早年后，我躲进六号了，他刚率着几个兄弟如狼似虎地将各号彻底地翻腾了一遍，包括六号。查监结束后临走时，进来个肩章是金灿灿的（好象是个排长）领导，小班长没敢与我握手道别，只是悄悄挥了挥手。我也偷偷向他快乐地眨了眨眼。
　　　　大兵们走了，年的气氛刹那间降临到四监每个号子里。
　　　　我拎着篮子，把各号的违禁品从窗户一一递了进去。一边递着一边还得不时仰起头同房顶上的大兵闲谝几句。各号子里已是热血沸腾快乐洋溢。因为是寒冬，每扇窗户都闭得很紧，所以即使里面很吵，声音传到外面也不太要紧。透过玻璃，我能看到有打扑克的，有下象棋的，有弹脑门的，有互相打闹的，死刑犯们也乐滋滋地参与其中，镣铐发出悦耳的“叮当”声，更多的是围在一起支锅赌博的，下注时可以押烟，可以押方便面，可以押火腿肠等等。由此可见赌博确是一顶操作性参与性娱乐性都很强的大众活动，可以陶治情操寓教于乐，无论何时何地人人都爱不释手。
　　　　我在四监院子里徘徊，从东头到西头，再从西头到东头。上马街四监，我已经在这儿呆了两年多，号子里一年，跑号一年多。这么久了，我对这儿似乎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在这儿我成熟了许多，学到了许多，也倾注了很多心血。在这儿，有与我倾心交友的小刘干事，有以长辈般的慈祥爱护我的老孙、老陈，有对我还算不错的老鲁、老阎，此外还有老田。号子里，有同我关系不错的许宏哲、小武、张庆明等，还有每天与我生活在一起的几个跑号的。虽然我高大冷峻面如铁却不阻止我内心的多愁善感，虽然我身处看守所，虽然我是犯人，但犯人也是人，也是有感情的，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这两年多来上马街就是我的家。如今的我手握判决，即将离开家去跨入另一个前途未卜的世界，叫我怎能不怅然若失，叫我怎能不恋恋不舍，叫我怎能在离开这儿之后把上马街忘却！
　　　　干部们不知在哪个监喝酒。除夕之夜不能同家人团聚却要来值班，当然是件恼火的事（我们也不能同家人团聚，可我们是犯人，犯人算什么东西嘛！）。我踱进干部办公室，用手抚摸着这一年多来我每天都要收拾的干部们的床铺被褥，抚摸着每天都要给他们打洗脸水的脸盆毛巾脸盆架，抚摸着每天都要擦拭的桌椅板凳窗台，抚摸着墙上悬挂着的两根警棍，抚摸着我详细登记着每个新收犯人基本情况的硬皮本，抚摸着我替六位干事认真记录的犯人谈话本和犯情动态本。这些都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草一木啊！如今我就要离它们远去，我的心有些颤抖，嗓子眼有点堵，脑海里乱七八糟的。
　　　　我推开办公室向外的那扇门（耍大不要耍脱！我打死也不敢在除夕夜独自窜监只为散心）。整个上马街静悄悄的，偶尔传来的“叮当”的镣铐声也破坏不了这安静祥和的气氛。墙上的大兵遛达过来，枪头的刺刀一闪一闪很有些喜庆的色彩，“小白，一个人在这想啥呢？想家了吧？”他友善的腔调让我感到发自肺腑的暖哄哄，“没啥事，就站一会。过年好啊！”我向他拱了拱手，大兵吹着口哨离开了，他的半导体里传来孟庭苇欢快的歌声：“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慢慢地同时凋零同时盛开，爱情的手呀抚过她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竟不曾将她轻轻地摘……”我把目光投向了远方，想起了娇小的小徐，想起了温柔的杨梅，想起了她……
　　　　我回到四监院子里，象在自己领地上巡视的猎狗一样漫无目的地瞎转悠。从各号的窗户里传出一阵阵的欢声笑语，从呵气模糊的玻璃看进去全是光头人影憧憧，恍惚间我想起了92年底刚入狱的那一夜，看到号子里好多光头在晃动真是惊恐万分，而现在看到这些熟悉的光头我却很欣慰，就象看到我的兄弟们，而他们还活着。看来我被同化了，我不能改变环境只好适应环境，这算进步还是退步？不过我原本只是一介书生，现在也只是个普通的小跑号，出狱后仍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社会这艘大船的进步或退步似乎与我无关，因为这不是我所能左右得了的。就算船翻了，我同千千万万人一样葬身海底，我还是无能为力。因为我们都是尘埃。
　　　　我进了库房，开了灯。一年来，这儿就是我的工作间，墙边整整齐齐堆着方便面、罐头等的箱子，墙角放着开启铁皮罐头的手钳、刨刃等工具，土坑上四箱方便面码成的台面就是我的办公桌写字台，我在它上面记帐做表，或随手写些什么以消磨时间排遣孤独咀嚼无奈享受寂寞。只有在这时候我还一息尚存地保留了些微的书生本色。我随后翻开喜欢的一些明信片，有人物的，风景的，卡通的，可惜无论什么再喜欢的东西，我都不能随身携带到劳改队的（除了书。把书，特别是英文原著带到劳改队，不是让我看的，是为了让别人看以显示我的身份的，从而帮助自己实现当个犯人老师的卑微的理想），由此我想起了“世人都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在时只恨聚无多，待到多时眼闭了”的警句，突然明白“赤条条来赤条条去”的佛家箴言是很有道理的，具体的实物是带不走的，拥有时就享受，失去时则怀念。肉体是虚无的，思想才是永恒的。所以今天的我不爱照相，认为享受美好并把美好留在心底即可，不需要用照片这些证明什么或试图留下什么。
　　　　我又打开院墙顶头的库房，灯光很微弱，但现在也没有了以前的阴森KB的感觉了。这个库房早已被我在有限的空间内收拾得井井有条（只是后面小山一样的遗物太占地方了，又不能扔）。镣子按轻重整齐地悬挂在墙上，地上铆钉、铁砧、斫斧等也有序地摆放在一角。我不相信唯心的说法说哪个镣子吸了多少人的血等等，我坚信它们仅是工具而已。所以我对使用了一年多的工具还是怀有一定感情的。我的指尖从它们身上一一掠过，感觉钢铁的冰凉、坚硬与厚重。
　　　　除夕之夜，我就这样在四监院子里踯蹰了很久。

晴子

四　　十　　七　　　　四监又有能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天
　　
　　　　王德智走了。走得匆忙。他留下的物品当然由我支配。我把他的被褥衣物等送给号子里一些外地籍的困难户。半导体这些则由我使用。睹物思人，我好几天一直萎靡不振，没有精神。
　　　　王德智走时，也没来得及叮嘱我以后跑号怎么办。第一他太着急出去，第二以后我们将是陌路，只能由我在上马街自生自灭了。不过，我还需要叮嘱吗？我已经不小了，跑号经验也掌握了不少了，况且也已是个快走之人，再支撑几个月应该没有问题吧。
　　　　不过，其实我底虚。我只是表面上四监的大拿，而真正的背后的主宰是王德智。王离开后，干部们的紧要任务就是在跑号的中间再选出一人接班，负责打理干部和跑号的每日饮食等。以前已经有了王德智和我一外一内相辅相成的成功模式可以借鉴，所以我首先被排除在外（就算干部们愿意用我，我还不愿意干呢！我哪有钱伺候你们啊！）。胡应宣也不行，因为干部们更倾向于扶持本土人士。李华卫有钱有后台，但也不行，他是残废，做饭等方面有诸多不便，而且已经下判，就快要离开了，其实更主要的是他们认为李华卫不是这块料，嘻嘻哈哈不稳重，不能当大事。最后，他们选择了王孝和。
　　　　王孝和，故意杀人罪，太原人，劳教过劳改过，社会经验丰富。此次入狱前在社会上挂靠着陆岩集团（太原驻军第61军下属的企业）开着个洗煤厂。因主犯在逃，家里就一直找关系拖着这件案子。王孝和在上马街已经有几年了，跑号也已大半年了（什么时候调到六号的我忘了）。
　　　　王孝和身材瘦小，嗓音尖细，小鼻小眼大招风耳，但他手巧得很，炒菜做饭拿得起放得下（会做饭也是老田们考虑的一项重要指标）。他做的饭味道也不错，虽然都是家常饭，但和王德智相比却另有一番风味。他做好饭后也是先让我在厨房吃饱，他也曾象王德智一样对我表示：“这点饭算个逑！只要咱们跑号的配合着点，随便到哪搞不上你这点饭钱！”（看来跑号的都知道我没有掏份子钱却在白吃饭，只是没人公开反对而已呀！）我在吃饭方面需要他的帮助，而他也需要我的帮助。王德智还在时就很看不惯王孝和（不知是否已经感觉到来自他的挑战和威胁），所以小刘、老孙二人也相应地很是反感他，鲁、陈、阎三人谁也不惹，而只有老田力挺他。现在王德智走了，虽然老田让他做饭管钱，但如果说话很有份量的刘、孙在背后掣肘，他还是干不成。而这二位干部对我很不错，特别是小刘，旗帜鲜明地维护我的利益。所以，王孝和很希望我能在维持巩固他的地位方面有所作为，而我的不反对就是对他最大的支持。
　　　　王孝和其实算得上多才多艺的能人了，不仅会做饭炒菜，还会编葫芦绣花，不仅会给阎孙田鲁陈等年长的干部们理发，还会给老田染发（从外面买进来小袋装的染发剂），还会修理家用电器（仅限于一些简单的故障）。这一切都得益于他的几年劳教劳改生涯。王孝和说，他们那一批分到阳泉荫营的太原后生有好几十号，为数绝对不算少，从东太堡去荫营的路上大家就商量好了，到了阳泉如果水土硬大伙就一起服股。到了入监队后，几十号人先集中在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里，一个穿戴整齐的大值星员命令他们把被褥堆放在一头，人全部站在另一头，然后踱着正步操着阳泉味的普通话：“听说太原的水土硬，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阳泉的水土！”说完啪啪一拍手，从门外涌进一百来号穿戴整齐手握短木棒的犯人，整整齐齐把太原犯人团团围住。大值星员一挥手，阳泉犯人抡棒便打。刹那间棍棒拳脚漫天飞舞。很快太原来的犯人全部呻吟着在地上打滚。这一切，根本不需要干部出面，站在台上的大值星员就完全可以应付过来。王孝和活色生香活灵活现的描述，大致为我勾勒出了对劳改队的最初印象：原来，劳改队里，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改造是若有若无的，水土、帮派等这些还是不可或缺的，而管教干警嘛，好象作用很小，基本上是在犯人当中实行自治。唉！难熬啊！我对自己以后七年的劳改生涯忧心忡忡。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干部们慢慢习惯了王孝和对王德智的替代，包括老孙和小刘。毕竟人都是感情动物嘛！号子里那是不必说了，一声声“孝和”、“老王”、“王哥”甚至还有年青的叫“王叔”的叫得无比甜蜜动人，很快就有适合王孝和身材大小的崭新内衣裤、秋衣裤、鞋、日用品等送到。唉！人啊！
　　　　可是，人若不能很快适应环境，那就纯粹是自取其辱自取灭亡啊！由此我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进化论的理解又深刻了一些

晴子

四　十　五　　　　　人　生　偶　有　不　如　意（下）
　　　　
　　　　进了厨房，王德智早已等在那里。他关切地问我：“怎么样？没事吧？”
　　　　我笑着摇了摇头：“逑事没有。”
　　　　他察看了一下我脸上的伤：“先用凉水敷一敷吧。”
　　　　我拧开水管，掬起凉水一捧捧地扑到脸上，好舒服！稍微冷却之后，脸上的麻木感逐渐消失，灼热的痛感弥漫了整个面部。我抬起头，镜子中的脸已经不再是脸了，黑紫，肿胀，惨不忍睹。我的心里，有愤怒，有无奈，有悲凉，有无助，乱七八糟的。心头有些堵，鼻子有些酸。不过我足够坚强，没有掉一滴泪。
　　　　王德智详细问了我田、鲁二人的口气、内容、态度后，沉吟了一会，说：“这样，你该干甚还干甚，该咋干还咋干，不要躲，但和任何人不要再提起这件事。”
　　　　我依计而行。
　　　　事实证明，王德智是正确的。当我举着一张黑紫肿胀的脸依旧在四监推车打饭、开门放茅时，当我依然故我地进出办公室端茶送水、扫地铺床时，当我一如既往地找人谈话、主持卖货时，我在人前人后没有半点怨言，该笑还笑，该骂还骂（只是不敢再随便动手打人了）。随着我的脸一天天恢复原样老田始终也没向我提出“滚回号子里去”的要求，我悬在嗓子眼的心慢慢放下了。
　　　　其他干事见我的模样后，总是先向王德智打听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不知道王德智是怎样说的，只是孙、陈、阎、刘四人或明或暗都向我表示了关心。
　　　　当此事逐渐平息，我安全地回到库房独自一人时，抚摸着仍隐隐作痛的腮，回想起老田的咆哮和漫天飞舞的四十多个大耳光，我对此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第一、导致这次事故的原因，不怪其他人。不怪吴良艮，不怪胡应宣，甚至老田也没错，完全是我自身存在问题，得意忘形了。老田的这顿打在某种程度上是好事，因为它在我犯的错并不足以使我滚回号子以前发生，警示我无论何时何地，都应提高警惕，如履薄冰，谨慎从事，谦和待人。
　　　　第二、挨打之后，王德智要求我的做法相当英明，只有这样，才不会在心慌意乱的情况下再惹出其他事端，不会给别人落井下石的可乘之机。以后再遇到类似紧急情况后要冷静面对，不能自乱阵脚，要三思而后行，避免“祸不单行”。
　　　　第三、自己现在是下判快走之人，遇到有钱有势想管帐之人，应该主动示弱服软，就算不主动向干部辞职也应在适当的时间流露给对方“我马上就要走，我一走当然就是你管帐嘛”的信息。
　　　　综上所述，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对自己提出以下要求：
　　　　每天在临睡前，在心里告诫自己“要冷静多思；要谦和有涵养；要慎言稳重”，并回想这一天自己有没有做背离这三项原则的事。并且告诫自己在任何时候遇到任何事，都首先要温习这三项原则。
　　　　这个好习惯陪伴我多年，从上马街到东太堡，从晋普山到荫营，每天的温习使我受益颇多，不仅在为人处事方面被从人所称道，还使自己能以正确的态度面对挫折，面对人生。
　　　　此事在刻意的漠视中似乎很快被淡忘了。后来我和胡应宣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比赛中实力的较量并不应该引起选手间的仇视。胡很开朗，健谈，每天谝着港味普通话给我们讲奇闻趣事。胡称自己身上的梦特妖T恤鳄鱼皮鞋值好几千块钱。我死活想不通T恤上绣朵小花就身价倍增，他的皮鞋粗糙、毫不起眼、面上全是小疙瘩，哪能值两千块嘛！我让胡应宣教我他的本地话，他说“吃饭”是“呷米”，“抽烟”是“呷昆”。我要他教我骂人的话，他教了我一句：“*****，丢海丢桑桑”，整句话的意思好象是妓 女在同嫖客发脾气：“你嫖的时候只想插得深一点，完事了出钱的时候却这么小气。”（前面一句我忘了）这句话曾被我灵活运用过：前年单位组织去旅游时，深圳的女导游和我开玩笑，说用本地方言骂我我也不会懂，我说我也会你们的方言啦，我就好喜欢和你丢海丢桑桑的啦。于是女导游面红耳赤落荒而逃。
　　　　至于此事的导火索吴良艮，我后来没搭理他。倒是九号的头铺张庆明为替我出气，在日常生活中很是克服刁难他，直到他死。
四　十　六　　　　　　伤　　　离　　　别
　　
　　　　老刘取保候审了。
　　　　以贪污受贿罪被捕、住了近四年号子、与检察院明争暗了近四年后，老刘终于出去了。虽然名义上是取保候审，虽然出去后按要求还得经常去派出所汇报思想，但那都很不重要了，那些规定只是吓唬胆小者的。毕竟老刘已经踏上了自由的土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回到了家中，回到了亲人的身边。他身在号子里尚能遥控指挥着外面的关系网把自己弄出去，人回到社会上后摆平此事更是绰绰有余。于是，老刘，六十多岁的刘艮锁，终于可以摆脱牢狱之苦，终于可以在家中安度晚年了。
　　　　归心似箭的老刘与我们一一道别后匆匆离去。虽然他有很多毛病，嘴碎，爱唠叨，爱搬弄是非，爱倚老卖老，爱抠字眼认死理，基本上与每个跑号的都闹过不愉快（包括与我，我后来靠着王德智这颗大树曾忘恩负义肆无忌惮地向老刘表达过一些不满。也许老刘以长辈般的慈祥包容了我的幼稚，也许老刘不愿意与我这个也算半个老乡的毛孩子较真，也许老刘也曾在干部面前点过我的炮只是没点住而已），但他与我们朝夕相处那么久，突然就离开我们，出狱了，我们都很怀念他。
　　　　祝他生活愉快。
　　　　老刘走后，我们在伤感的同时，也默默地考虑着各自的未来。但是，不管多伤感，尽管再考虑，日子还是要过的，号还是要跑的，而且，又快过年了。
　　　　年底腊月根，我的活总是很多很杂很忙。总是有特别多的犯人亲属来到看守所探望亲人，送进亲人在明信片上索要的物品，往亲人的帐上打些钱等等，毕竟要过年了嘛。我和王德智仍旧忙碌地截留下我们所中意的东西（补充一下，这种截留行为，号子里称之为“瓦”（谐音）。“瓦”的本意是笊篱捞面，捞干剩汤。把跑号的这种截下精华放过糟粕的做法称为“瓦”，很恰当形象。我也被“瓦”过，现在也毫不留情地“瓦”别人，这很正常，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嘛！）。我们先在办公室暗着“瓦”掉一部分，之后还得明着进号子里拿一部分。其实也不是我们想向号子里要，是他们一定要送给我俩的，说过年了这穿的用的里里外外都换新的吧。于是这个号送日用品，那个号送内衣裤，下个号送秋衣秋裤，再下个号送些吃的等等。我俩只好笑纳了。他们的目的，也就是想在卖货时能多卖给本号几条烟。于是，我们得去财务室疏通。
　　　　巩胖依然很胖，脸上还是扑了很多粉，白得虚伪，唇上口红的颜色太刺太艳，象吃了死人肉般难看。小徐还是小鸟依人的模样，只是目光很少与我对视，话语间少了娇嗔，多了些公事公办的官腔，但在四监进烟的数量上，小徐还是很满足我的要求，基本上我说要多少她就会给多少。“谢谢你小徐，”我在心里默默对她讲，“我可能卖不了几次货了，见不上你几次了。我判了十年，过了春节，就会离开你，离开上马街，以劳改犯的身份正式踏上漫漫征途。小徐，你真好，谢谢你，我忘不了你的。”
　　　　李华卫也下判了，六年（好象是）。他的主犯是死缓，定了二十多万的价值，讨了大便宜了。可人家这么讨便宜，还要上诉，嫌判得重了，操！李华卫也在等裁定，每天仍嘻嘻哈哈的玩世不恭，还抽三唑仑片，抽了以后还是疯疯颠颠的。他姐夫早给他铺好了劳改路－－到气压机厂（太原第三监狱）服刑。这是一个半工厂式的劳改队，犯人同男女工人在一起，干着车钳铆焊等同样的活，活不重，减刑指标多，只是穿囚服，住监舍而已。能在这儿服刑是每个犯人最大的奢望。能去那儿的，都是些厅长处长局长们的子弟亲戚。但李华卫的姐夫林二伟，那是何等的人物啊！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已经进了1996年的2月了，眼看着快过年了。好象是腊月二十左右，王德智也突然取保候审了。
　　　　王德智，这位四十多岁的汉子，原某百货公司经理，因贪污罪被捕三年多后，终于也获得了自由。这消息来得太突然，连他自己事先都不知道。家里只托人告诉他：快有结果了，案子跑的不错。他还以为怎么也要过了年吧，没想到会在年根底把自己放出去。王德智欣喜若狂，象个孩子似的雀跃欢呼。然后，他象老刘一样，所有个人物品全都不要了，和我们一一拥抱道别后，潇洒地匆匆走出上马街的大黑铁门，消失在我的视野中，融入了正常人所生活的社会。
　　　　离别总是伤感的。我是一个外表粗糙内心细腻的人，老刘的离去也曾让我感叹了好一会，但王德智的离开就让我很有些魂不守舍。我不由得想起了我们同在五号时嬉笑怒骂的快乐时光，想起了春雨中我们一起顶在南墙上挨个被老田的警棍狂抽的场景，想起了他总是偷偷拿出上初中的女儿的照片来看时慈爱的目光，想起了我刚调入六号后他对我的照顾，想起了他炒菜、我帮厨、做好饭后总先让我在厨房里偷偷吃一碗，想起了我们一起快乐地跑号、快乐地大肆“瓦”。我从他言传身教中学到了不少东西，正是在他的影响熏陶下，我才懂得了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身边的人、分析身边的事。王德智走了，出狱了，自由了，虽然我很想念他，但我仍希望他能早日东山再起，再铸辉煌。唉！也不知今生是否还有缘与他再相见。
　　　　再次想念我的良师、长辈、好朋友王德智，祝他全家幸福，身体健康！

晴子

四　十　三　　人　生　偶　有　不　如　意（上）
　　　
　　　　1999年夏秋之际，出狱不久的我在家里看电视，中央一台。当时好象昆明在搞什么世博会？电视上主持人正在询问身边的游客对游览世博园的感觉。突然我觉得这个游客好眼熟！象极了在上马街与我同居一室的胡某！当时他穿着蓝米色横条纹的T恤，短发，依然是圆方的脸，当他用带港台腔的普通话侃侃而谈称赞这儿环境优美服务周到时，我断定：没错，这人就是胡应宣！
　　　　胡应宣，汕头人，因倒卖增值税发票入狱。他家家境不错，胡氏几兄弟有的开公司，有的开工厂。印象中他和我们讲他二哥在香港的公司还挺大。他说他们那儿人都有钱，没有几百万几千万别自称是有钱人。他对社会上流传的“南方人有本事的做生意，没本事的去当官”的说法很是嗤之以鼻，他说他们镇的镇长叫“翁半亿”，书记叫“某一亿”（书记的姓太普通，我给忘了）。他说他们那边开公司专门倒卖增值税发票的有很多，相当挣钱。对发票是什么东西我一点也不懂，经过他给我深入浅出的讲解我终于明白一点：国家用印钞票的纸来印这种发票，增值税发票就是钱！当时我国发行开增值税发票时间不长，还是人家南方人脑子活啊！敏锐地捕捉到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不过国家也抓的紧，在江西等南方省份屡屡有因倒卖增值税发票被枪毙的。胡应宣他们一伙三人在太原落网后，起初被关在市局三楼待审。主犯深知死罪难逃，便在晚上想跳窗逃跑。哪里可能跑得掉嘛！从窗户出去后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摔死要么被打死，所以主犯无奈地选择了前者。主犯一死，其他人就好说多了啊！把罪往死者身上一推，自己只需假装受蒙蔽的无知少年即可（由此我想到在我的案中，对方也在往死者赵勇身上推责任，因为我确信不是赵勇把我绊倒的，而其他六人一口咬定是他）。胡应宣说案发地离家乡越远越好越容易办事。要是离家乡近且案子影响大，你给法官送礼人家不一定敢收。而他案发地在太原，他的哥哥们从汕头赶来给法官们送礼，头顶天平的法官们自己敢于笑纳啊，因为这件事后可能这辈子也见不着面了，绝对不会影响到自己的仕途，况且人家辛辛苦苦不远千里来送钱，不收下哪里好意思让人家再跑第二趟嘛！胡氏兄弟们送出多少钱我不知道，听他的口气不会少于二三十万。胡应宣后来判了个一缓二，并且是当场释放！连十天的上诉期都没过！上午送来判决书后，他和我们道了个别就出去了。看看人家这关系！中午胡应宣在太原当时最高档的酒店请客，老田也在被邀之列。老田下午回来告诉我们：南蛮子真有钱！一桌一万多！老田喝多了茅台而泛红晕的黑脸上掩饰不住的羡慕，还给了王德智一根玉溪烟，是从酒宴上带回来的，六百多块一条呢！胡应宣在号子里时住在四监八号。有钱，真有钱！当时一百块钱足够一个犯人一个月买好多方便面、罐头了，而他见了困难户总是“给你一百”、“也给你一百”。操！一百块啊！他怎么看起来就象是废纸一样！这口气，这派头，不是做秀，是真的有钱，是发自内心地没把一百块当钱。这种有钱的程度远超以前五号的东北。
　　　　四监是不会埋没人财的。胡应宣于1995年秋搬入六号。胡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在做生意方面他肯钻研爱动脑，踊跃投身于倒卖增值税发票的滚滚洪流之中；在跑号方面他积极追求进步，即使身处外地的看守所这样的困境中仍不甘于堕落，不轻言放弃，努力想挤到上层社会之中。他这种精神很值得我学习，但他的目的却深深影响到了我：他想管帐！王德智深知如果身边的小白换成老田炙手可热的亲贵胡应宣，那自己会是什么结果。但他无能为力。连他都无能为边，则一向为刀俎做鱼肉的我更无可奈何了。只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默默等待着不可知的未来。
　　　　95年时程控电话还是抢手货，别看现在由于网通电信的竞争，电话根本不值钱，初装费近似于0，而当时初装费可是两千多！而且还要找关系批条子！（由此我又想起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古训，以前骄傲的商场售货员如今就差跪式服务了，以前为堆积如山卖不掉的煤炭愁得快吐血的矿长们如今豪情万丈地一掷千金）。胡氏兄弟来到太原后，跑案子方面就不说了，我不知道过程，只知道结果；在对胡应宣在号子里的生活照顾方面，他们直接切中了要害：把攻关的重点放到了县官不如现管的四监主监老田身上。除请客吃饭之外，又给老田家装了一部电话。于是老田便理所当然地对胡氏兄弟提出的要求言听计从了，包括胡应宣想管帐的要求。
四　十　四　　　　　人　生　偶　有　不　如　意（中）
　　　
　　　　1995年12月7日，天气阴冷，寒风呼啸。
　　　　上午，一个叫吴良艮的死刑犯律师接见。吴良艮，湖南恩施什么乡什么村第几组人，抢劫。一伙人蒙面入室后，把受害人绑起来，嘴里塞了个毛巾，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找值钱的东西。一会听到受害人在哼唧，一看，毛巾松了，他们就把毛巾使劲往人家嘴里塞，本意是塞紧点别让声响大了招来人，没想到一紧张用力大了点，把好大一团毛巾从人家嘴里就捅嗓子里了。结果，受害人窒息而死。吴良艮一伙除在外面放风的是死缓外，其他三个全是死刑。外地籍打工者，没钱没关系，不重判他们重判谁啊！
　　　　吴良艮住在九号。他接见回来时我好象手头正有点什么事，所以我一迭声地催他快点走快点回号子，我能赶紧封了九号去办其他事：“快你妈必点！老子给你砸的这个镣又不算重的，就不能利索点！快点快点！”其实我心里在想：透你妈的这种案子还接逑的见了！有个屁的用！
　　　　我承认，这个时候，我已经住了三年号子，跑了一年多的号，嘴里总是骂骂咧咧的（对干部则是毕恭毕敬的），手上脚上也免不了毛毛躁躁的（当然只对板油）。这样不对。这叫得意忘形。这是不成熟的表现。现在我想当时一定有不少人在背后骂我：“不看看自己是个做几的！跑了几天号就忘了逑细腰粗了！”所以我为自己的心浮气盛付出些代价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推开九号的门，催吴良艮快点进去：“快点！真你妈的能磨蹭！”他“哗啦哗啦”拖着镣子迈进号门后，我冲他屁股就踹了一脚：“讨吃鬼！”然后“啪”地封了门，去办其他事了。类似的情况有很多。一般来说，无论打谁几下或踹谁几脚，对方都是敢怒不敢言的。还不对，应该是就算心里怒，脸上还得向我堆着笑的。客观地讲，其实我这种打或踹的行为并没有一丝丝的敌意，也不疼，只是大油对板油在地位上占优势的一种体现。我已经习惯了，而别人也已经习惯了。另一方面，上马街的死刑犯太多太多了，物稀才会为贵，所以在上马街绝对不会因为某人砸了镣子戴了土铐就会受到什么特别的优待，门儿都没有！而死刑犯也不会因为自己是临死之人，而不顾一切地为所欲为欺负别人，美死他啊！既然到了上马街，有几个不是时刻准备着送命的嘛！一句话：拥有了镣铐不等于拥有了地位，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
　　　　其实扪心自问我还是个蛮有爱心的人。我受梦境的提醒，与各号的关系一向都比较融洽，对死刑犯提出的诸如想喝点开水或想去医务室看个病开些药等的要求我总是力所能及地予以满足。今天可能是有什么杂事让我心急气燥了。不过骂就骂了踹就踹了，有啥呀！老子哪天不骂人哪天不踹人嘛！所以我心安理得地去办事了。
　　　　而吴良艮，事后我想可能是律师接见没得到好消息（也就不可能有好消息的），一路上悲愤地想自己年纪轻轻还没结婚没享受生活就要被枪毙了，而我最后踹的这一脚让他怒火万丈，认为自己从刚进号子开始就是板油，受尽了欺负吃尽了苦头，现在已是临死之人却还要挨踹，自尊受到极大伤害，实在无法忍受。于是，他便向当日的值班干部－－老田说了一下。
　　　　我不知道吴良艮是什么时候向老田说的，因为我没有开过九号的号门，也没见干部找过他谈话，所以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是有人传了话，有可能是胡应宣，也有可能是其他人，因为想管帐的人多的是，甚至还有可能是王德智，也许他想借此机会来打击一下我一度嚣张的气焰。
　　　　下午四点左右，老田叫我进办公室。
　　　　我喊“报告”进去后，老田坐在桌子后，黑着脸，鲁干事坐在一旁抽烟。我心里“格登”一下，感觉有些不妙。
　　　　老田问：“上午你打吴良艮了？”
　　　　我的脑子在电光火石间转了几圈，回忆了一遍上午的事情经过，并对老田的问话的用意做了初步分析后得出结果：否认。“没有呀。”
　　　　“人家说你打了，到底打了没有！”
　　　　“真的没有，就是送他回号子里，他老磨蹭，我就推了他一把。”我在抵赖。
　　　　“说你打了你就打了，还不承认！”老田言毕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
　　　　“啪！”一个大耳光，狠狠抽到我的左脸上。老田动手了。
　　　　我小时候屁股上腿上挨过父母的打，手心被老师用尺子打过，进了号子也服过水土，后来也挨过警棍，但是从没人打过我的脸。可是老田的大耳光就是这样无情地抽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左右开弓。他从部队转业，手掌又厚又硬，耳光力度之大早在上马街有了名声，被尊称为“军用耳光”。他第一耳光，就打得我耳朵嗡嗡做响，眼冒金星，颊上火辣辣得疼，眼镜也掉了下来。我眼疾手快，把眼镜接住装进口袋，迎接劈头盖脸无休无止的耳光。古话说“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意为尊重人格，但我的脸上就这样被极不尊重地扇来扇去左抽右抽。脸上没挨打时总觉得人应该有自尊，脸上挨了打后我才知道其实自尊也是可以不要的。为什么被人骂不可以被揭短？反正已经是被骂了，骂短不见得你就会羞愧致死，骂长也不说明对方尊重你的人格；同样，被人打为什么不可以脸上挨耳光？用警棍抡和用巴掌扇，哪一种更为尊重人格？还不都是赤裸裸地践踏尊严！显然“骂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这是在瞎扯淡。什么叫人格？什么叫尊严？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它们都是上层建筑，必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我是个犯人，这儿是看守所，我到这儿来就是接受审判接受惩罚。所以此时的我，是没任何资格来要求人格、尊严、面子这些虚空的东西的。所以，老田把我叫进办公室里打而不是顶在南墙上打，已是很给我面子，我应该对他感激涕零感恩戴德才是。
　　　　“啪！”又一个大耳光，抽到我右脸上。
　　　　看这架势，今天我是完了。挨顿打不要紧，可是如果打完后叫我卷铺盖滚回号子里怎么办？梦境眼看就要变为现实。我的身上冒出冷汗。一失足成千古恨哪！我好恨自己踹吴良艮的那一脚啊！
　　　　“啪！啪！啪！……”老田一正一反，大耳光抽起来没完没了。
　　　　我的头狼狈地被打得左一下右一下。我很坚强，知道不能哭。混起来就要有摔下去的心理准备，打了人就要有被人打的心理准备，跑了号就要有滚回号子的心理准备。眼泪是懦弱的，不会得到一丝同情反而会被人无情奚落发自肺腑的鄙夷的。全院静悄悄的，应该各号都能听得到办公室传来的耳光声和老田的咆哮：“不承认！叫你不承认！”
　　　　“啪！啪！啪！……”我已经眼冒金星，两腮火烧火燎。
　　　　记得在南看时，跑号的四蛤蟆也曾被主监王干事狠狠地收拾过。寒冬腊月，命令四蛤蟆把衣服脱了，赤条条光着脚（只留了个小裤衩）顶在南墙上。王干事往他身上浇了几盆凉水后，抡开警棍好一顿猛抽，打得四蛤蟆浑身黑紫。不过四蛤蟆硬是一声不吭扛了下来。之后二人关系相当密切。而我，在挨了此次打之后，命运将会是如何？怕是凶多吉少吧？
　　　　“啪！啪！”老田终于停止了他的军用耳光，扇了好大一会，他累了。
　　　　我一直在心里默数着。一共四十六、七个！我的脸上好象已感觉不到疼痛，只有麻木。我的心里好象已忘记了耻辱，只剩下麻木。
　　　　老田一停手，鲁干事适时地插上了话：“犯了错误不可怕，要勇于承认积极改正。”说完顿了一下。
　　　　我在心里对鲁干事山呼万岁！好感激你呀鲁干事，多谢你为我解围，多谢你给我台阶下，多谢你暗示我现在该如何做！
　　　　于是我马上接过话来：“我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改。”
　　　　“你小子也知道不敢了？”老田“嘿嘿”一笑。这笑声我听起来很刺耳，很诡异。我能感觉到他即将脱口而出的将会是什么。我的心象掉进了冰窟窿，在冰冷中不断下坠。
　　　　又是可亲可敬的鲁干事啊！他就是我的大救星！“好了你先回去吧，以后注意着点。”
　　　　我应声低头退出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