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北伐时,魏军兵力有多少,一直缺乏相关史料(窃以为是陈寿不敢直言蜀汉以弱克强、故为魏军讳故),不过晋书记载司马昭东讨诸葛诞叛乱时给魏帝的上表中提到“今诸军可五十万”之语[8],虽然那时魏帝已经沦为傀儡,不过还不至于白痴到自己国家有多少兵力都不清楚,司马昭在自己傀儡面前虚构兵力,似乎也没那个必要。加上此时其他全国各地守军、诸葛诞叛乱军队,总兵力大概估算有六十万——七十万左右[三]。由于魏国政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便有蜀汉、东吴两大劲敌虎视眈眈,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理所当然,以此推论,孔明北伐时魏军的总数量大致与此相差不远,甚至更多也有可能,因为孔明殁后直到姜维大举北伐前,魏国西线军事压力大减,有可能精简西线兵力以集中对付东南东吴的威胁。
上面的数字在三国志裴注中也有例证,在孔明四次北伐时,曾提及司马有“雍、凉劲卒三十余万”[9]观蜀汉军队数量,考察相关史料[10],基本保持在十万左右,四、五次北伐时,应当接近十万这个数字,前三次则相对较少。故可得出孔明北伐时魏蜀兵力比约为6:1,在下认为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客观的。
若蜀汉直取长安,魏国为保战略要地,会调集多大规模的兵力反扑,可想而知。孔明第一次北伐,单是张郃攻打街亭的部队就高达五万人[11],魏明帝亲往长安督战,加上曹真在郿的大军,闻之令人胆寒。然而那时孔明攻打的不过陇右、祁山而已,若孔明旌麾指向长安,可以想象魏国会有多大的军事反应。此时蜀军已离开汉中,失去了巍巍秦岭的天然防守优势,将被迫与魏国在其擅长的平原地形上展开战略决战,难度可想而知。
以孔明一生谨慎的性格,兵指长安过于冒险,颇有“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且成功几率实在不高,孔明既负托孤之重,岂能如此莽撞行事?——不是孔明不想赌一把,而是根本就赌不起。因此,北伐的第二种选择,即蚕食雍凉、夺取与魏国分庭抗礼之基,徐图关中及中原,也就顺理成章了。此策略见效虽缓,然胜在步步为营,徐图进取,颇有逐渐反客为主、量变到质变之妙。
这一策略与我朝立国倒颇为相似,太祖武皇帝当年的战略主张,即著名的“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先从====难以涉足的农村和山区下手开展工作。抗战时期亦是如此,运动战的思想和敌后根据地的建立,都是避开敌人主力,在敌人力所不及的地方发展力量。若是不顾客观情况,一味把老毛子的理论当教条,张口就是洋大人语录,一个劲往大城市钻,跟优势敌人硬碰硬,结果如何?王明、李德、博古同志早就给出了惨痛答案。即使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羽翼已丰,可与国军进行正面歼灭战,三大战役还不是先从国军防守最为薄弱的东北开打,而非直奔平津而去。结果虽历长达二十八年,其间更是屡遇艰难险阻,然我朝终开共和基业——夺取天下的时间确实长了点,不过非太祖之策,并无一策可开国。
网上舌辩滔滔之辈多论孔明不识时务、以卵击石、空耗国力,然问其有何良策可兴复汉室,却皆钳口结舌,并无一言。在下观之,此等空谈之士以一言赠之,实恰如其分:“盖国家大计,社稷安危,是有主谋。非比夸辩之徒,虚誉欺人,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诚为天下笑耳。”
三、一出祁山
北伐战略既定,孔明遂北屯汉中,于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出师北伐。第一次北伐,孔明采取了近乎完美的声东击西策略,再次表现了一个军事家的优秀素质——命赵云、邓芝据箕谷,扬言由褒斜道取郿,魏大将军曹真果然中计[12],亲率大军防御——堂堂魏国关中大军竟然和一队疑兵开练,牵制的动弹不得——被孔明玩弄于股掌之中,直到整个第一次北伐行将结束时方如梦初醒。
孔明则亲率大军攻打魏军事要塞祁山,以定陇右,时关中响震,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13]。魏明帝被迫亲临长安督师,派魏国大将张郃率五万援军直扑祁山,孔明则派参军马谡率兵至祁山北方要塞街亭阻击张郃。这时孔明确实犯了一个不应有的失误:街亭乃此次北伐牵一发而动全身之要地,却居然派从未有独立实战经验的马谡去阻击名将张郃,着实令人费解。考虑到北伐初期的形势皆循孔明预想而行,疑兵牵制魏关中大军,加之蜀军一出,三郡到手,成果斐然,孔明确实有可能被胜利冲昏头脑——虽此时军务繁劳,然孔明难辞用人失误之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