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逊作为三国时期著名将领,其战略思想却鲜有发掘。而且陆逊不象诸葛亮一样有隆中对这样的系统化的战略论述。但是作为孙吴政权的一名军事家政治家,我们却可以从陆逊的诸多书信和言论中将其战略思想归纳总结出来。我们择其典型者分析一二。
黄龙二年(230年)春,孙权欲派军队取夷州(今台湾)、朱崖(今广东徐闻及海南岛),曾征求陆逊的意见。陆逊都认为不必,上书说:“臣愚以为四海未定,当须民力,以济时务。今兵兴历年,见众损减,陛下忧劳圣虑。忘寝与食,将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见其利,万里袭取,风波难测,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驱见众,经涉不毛,欲益更损,欲利反害。又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无其兵不足亏众。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但当畜力而后动耳。昔桓王创基,兵不一旅,而开大业。陛下承运,拓定江表。臣闻治乱讨逆,须兵为威,农桑衣食,民这本业,而干戈未戢,民有饥寒。臣愚以为宜育养士民,宽其祖赋,众克在和,义以劝勇,则河渭可平,九有一统矣”。
此番上书可谓字字珠玑,鞭辟入里。陆逊准确把握了时局。此时的东吴政权兵兴历年,见众损减,诺大的江南鱼米之乡,三州之地,人口不过二三百万而已 ,地广人稀,物质基础更是极端薄弱。东吴问题不是缺少地盘,而是辽阔的土地无法得到开发的问题。此时远规夷州虽然可以拓张声势,但是珠崖绝险,民犹禽兽,得其民不足济事。夷州之民远未开化,欲由乱而治绝非一蹴而就的事。夷州孤悬海外,不会对东吴政权有任何威胁,这和山越叛乱的情况不同。平山越叛乱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所得远大于所失,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而将兵力投向夷州,所得难补所失,若再不自知,就有深陷泥潭,徒耗国力的危险。而国力的降低必将影响到吴魏主战场的实力,最终坐收渔翁之利者,曹魏而已。
公元227年,曹丕死后,陆逊向孙权上表,讨论魏国形势,认为魏明帝即位以后,“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时。认为魏吴形势到了更严峻的时候,比曹操时还要厉害。
针对陆逊的看法,孙权也向诸葛瑾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於御将,自古少有。丕之於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不如操也。
在君臣二人的此番分歧中,陆逊再次准确把握了时局,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高瞻远瞩的特质。而孙权仅以御将之能来衡量为君之曹睿,则显出作为政治家他的视野还不够开阔。
越研究陆逊越为陆逊识人断事之明而深深折服。然最令人称奇的却是陆逊那份冷静和理智。请注意上面两份上表的时间;公元227年,230年。在这期间正是白衣渡江之后,又取得夷陵之战和石亭之战两场大捷,东吴的军事胜利达到顶峰的时候。在连番胜仗之后,陆逊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没有信心膨胀,而始终保持着冷静和理智,这种特质即便是在当代的政治家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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